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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结过五次婚，前后有五任夫人，夫妻之间也不都是风平浪静的。如果照先生的战法，他老人家还不知道要经受您怎样的拷问、磨削和责难？
先生还不这样就完，飞短流长的战法用上瘾了，接着又来一出：
“诗人后来另有一首名作卜算子？咏梅，据传是为一位有过一段情缘的女子所写，因为该女子呈上陆游的咏梅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借以倾诉被冷落的委屈，毛‘反其意而用之’，予以宽慰。不知传闻确否。即使缘此而作，该篇仍不失为佳作。‘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毕竟是开阔的诗境，许多政治情怀、人生情怀都不妨寄寓这诗意空间。”
仍是以所谓的考据索隐，来回避对毛这首非常著名的华美词章作艺术成就的正面评价，而尽情施展其含沙射影的能事。子曰：“道听而涂说，道之弃也。”学生就此为先生感到害骚！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以编故事哗众取宠、转移视听，信谣传谣、招摇撞骗，自编自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鸣得意，这算是哪门子文艺批评？其实，作品一旦问世，作者究竟为谁而作，并不十分重要，没必要椎洞挖眼、故弄玄虚。东汉张衡的四愁诗没有写给妻子，并不影响其传为名作，收入昭明文选。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作品，营造了怎样的艺术境界？对前人有何超越，对时人有何影响，对文坛有何贡献，对后人有何启示？用心了解这些，才算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营养、增益创作的正道。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品尝风流韵事，而淡化了怎样探索前人艺术成就，怎样在前人基础上继承创新：那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势必会把文艺批评引向邪门歪道！
先生仍不这样就完。在第十二章末尾，先生断言：“自此以后，毛泽东诗词就几乎乏善可陈了。”在邓选里，谈论毛泽东一生功过，大概以1957年为界，邓小平话语是：“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他并没有一概抹黑1958年之后的毛。然而，先生凭何资质，借何法力，轻薄一语，就将毛此后的诗词一笔抹煞呢？都说不可因人废言，不可因言废文，滥用政治标准，替代艺术标准，不利于促进文艺健康发展，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所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已被党中央明令废止。依凭毛在政治经济指导上的失误，就株连斩杀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成就，先生有多少法律的、艺术的理论根据呢？
在第十三章，先生借“大跃进”说事，集中火力抨击毛诗的全部内容与形式。用先生的话说：“就诗论诗”毛的作品“可圈可点，佳句联翩而至，意境优美可人。可是，一经置于其时代背景上，就让人不禁心生疑窦了。”遗憾的是：先生批评“大跃进”错误，并没有遵循邓小平的论断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口径，而是自出机杼，尽情挥洒，飞扬跋扈。
对七律二首？送瘟神，先生说是“陶醉于大跃进的浮想和人民公社尧天舜土的幻觉中”“与‘大跃进民歌’相得益彰。”在这里，江西余江人民自力更生消灭血吸虫病的事毫无意义，不值得高兴，只因它发生在1958年。对七绝？仿陆放翁诗，先生说首二句“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里面的“上太空”不是指苏联卫星，而是指中国的粮食产量；而“五洲同”则是“一个更为急切的‘环球同此凉热’的旧梦。”不能说先生的“事后诸葛亮”说得不对，只是在这里，党和人民急于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善良愿望不见了。对七律？到韶山，先生批评说：“这一年，大跃进已呈败象，毛泽东却继续沉醉在假象中。”这是因为先生置身事外，乐得风凉，毛刘周邓都不及先生对经济建设规律生而知之；又加先生生在和平环境，对从血雨腥风中九死一生夺得胜利的快感难以体谅。与先生的嘲讽态度适成对照的，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特写韶山的节日，在追记毛回故乡过程中，插叙毛一家为革命牺牲六人，并议论道：“一个多么伟大的革命的家庭，真正是一门忠烈！这个可敬的家庭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义烈和敢于降龙伏虎的无畏的气概。”虽然其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但在先生看来，那是“颂圣”之作，是“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自然无庸借镜的了。对七律？登庐山，先生认为毛是“恨不能叫出陶渊明来一同欣赏他的现代版桃花源，实在是浪漫得让人啼笑皆非了。”又把它同庐山会议直接挂钩，而又无视会议前期确实以纠左为主题，后来因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戏剧性地演变为反右。照邓小平论断：“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照胡乔木看来：“彭德怀采取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可是，他们的研判都不能让先生痛快，似乎都不如先生高明，当然也不会被先生采纳。
对七律？答友人，先生怒斥：“三年饥饿，哀鸿遍野，六亿人民饿死三四千万之众，毛泽东却还在梦里，梦里依然是仙女来仪，红霞万朵，歌满大地，国尽朝晖。对大跃进造成的弥天大祸并无歉意和悔意，在他的诗词中，见不到一句悲悯苍生、反躬自责之辞。”可谓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的了。先生对毛过失的声讨，没人拦阻，只不知先生言之凿凿的统计数据是从何方神仙弄来的，权威何在？可靠与否？在这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见了，纯粹人为，毛能叫田里不长粮食！在这里，全国一团黑，省际之间没有差异，湖南河南一个样！在这里，面对困难局面，共产党人只许哭丧着脸，不允许有革命乐观主义！在这里，毛带头不吃肉，带头勒紧裤腰带，带头在七千人大会做自我批评，带头反思教训总结经验，带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带头钻研经济工作，亲自给全党生产小队以上干部写信，恳求“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统统不见了！先生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之外，不是与党和人民一同探索前进，一同感受摸索的苦难，一同感受前进的欣喜，而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事后诸葛、铁嘴说人，谁能有先生这般独享“无冕之王”的冲天牛皮呢？
在第十四章，先生集中对毛读史评人的诗词展开评论。对七绝？刘蕡，先生离开诗作本身，牵连而拿毛在读新唐书？刘蕡传时，于书页旁批的“起特奇”三字说事：“不知这里有什么古今联想。五十五万人刚刚因言获罪，这时除了弄臣的谀歌，焉得不万马齐喑？”借端生发，顺手排击，手法高超。反右斗争扩大化，造成令人痛心的悲剧，先生批评得对；惟需指出两点：一是先生像鸵鸟似地回避了邓小平给反右斗争所下的结论；二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特别大“五十五万人”绝对值很大，仍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小部分，其余绝大多数、占比95 ％以上知识分子中继续写文章的人，并不都是“弄臣谀歌”
对七绝？屈原，先生写道：“不知怎么又忽然想起了屈原？是替三闾大夫遇非明主而抱憾，还是痛恨楚王昏聩，近小人而远贤臣？其实，楚人离骚，牢骚而已，哪有杀人刀那么大的威力？这一句不免过誉。而‘一跃冲向万里涛’之类事件，哪个时代没有呢？”毛为何不能想念屈原呢？屈原是浪漫主义诗人，毛也是。“艾萧太盛椒兰少”谓治国得人不易，德才兼备的人才宝贵，也是“国难思良相”的意思。要不是毛身边聚集了中国几乎全部最杰出的文武人才，他怎么可能率领全党全军，向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国民党军队作战获胜，进而向国民政府夺取政权，继而巩固新中国呢？“握有”兴许是“无有”之误，音近而讹。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不会不犯错误，但是党会承认并且改正错误。党难以避免冤假错案，但是一经发现，党就会爽快地纠正冤假错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党的这些政治信条，想必先生并不陌生。党为了应对1950年代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图谋，曾经多次发动政治运动，在抑制腐败的同时，也给党性不纯、挟嫌整人的人提供可用机缘，由此造成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领导全党痛快淋漓地纠正冤假错案，废止“阶级斗争为纲”积极探索不搞运动保持勤政廉政的有效办法，开启了推进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对七律？咏贾谊，该篇因无手稿为证，论者对于是否为毛的作品存在异议。对此，先生写道：
“（此诗）再度感叹一代奇才的遭遇，但笔墨粗疏，多为诟病：‘全首各联句平仄七处出律（庙、堪、罗、照、竟、白、罗），颔联与首联失粘，为其有七言格律诗发表以来所仅见。虽云大家可不拘于此，或曰原作如此，未经他人润色，本人定稿，但以毛润之之诗词水平，当不至于此。此三首（包括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引者注）均无手稿为证，疑为不懂格律者之作品混入。’上佳者即认定，粗劣者即存疑，此亦为尊者讳的思维定式使然？”
先生所引用的论者，对毛已有贬词：以为毛的诗作必须“经他人润色”才成上品，一旦缺此程序，仅由“本人定稿”即成下品。其言所据，大概虚依所谓“大人物的著作权”之类主观臆测；实据臧克家、郭沫若等人，曾应毛要求，或主动，对一些词句提出修改意见。例如将七律？长征颈联的“金沙浪拍”改为“金沙水拍”以避免在同一首诗中重复使用“浪”字，毛接受了意见，事见毛的自注。其实，改“浪”为“水”只回避与颔联“腾细浪”的重字，却仍与首联的“万水千山”重字，惟有重字远近之异耳。这里的问题，是对毛将诗稿征人意见怎么看？是虚心，还是低能？曹植曾请杨修修改作品，信函载入文选美谈；白居易也将诗稿读给老妪，轶事传为诗坛佳话。“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文人相互切磋技艺，彼此取长补短，有助创作精品，无涉谁拙谁能。非有真凭实据，公然质疑他人著作权，已涉嫌名誉侵权；而先生督信不疑，公诸媒体，实有信口雌黄、传谣伤人的连带干系。先生虽自视“无冕之王”然现代社会并无法外公民。如何解释作品里的“出律”现象？“体有万殊，物无一量。”学生对此有二说：一说，若作者原未标明“七律”则可视同古诗，不必苛求格律；纵以格律相衡，尚可视为拗句，拗句有句中自救，有对句相救，有坐视不救，因为毕竟内容重于形式，唐人如崔颢黄鹤楼也有出律现象，前人论诗并无大惊小怪；“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毕竟“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不尔，仍可视为变体，例如“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以拗句对拗句，歪打正着，对仗尚属工整。二说，出版社编发此类作品，实非出毛本愿，他生前明言某些作品“不宜发表”；即使考证确系毛的作品，亦当视为尚待推敲的毛坯、并未定型的初稿，不能反映诗人正常水平。论者对半成品大放厥词，攒射冷箭，只怕是用拳头打空气，用力不得其地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先生这种轻薄论文的做法，正是古人指摘批评的。
对贺新郎？读史，先生了然其为毛“晚年力作”因而着意贬斥，用力嘲讽。且看先生写道：
“一部二十四史被概括为流血史，阶级斗争史。正史记载的三皇五帝及其功业被嘲弄，揭竿造反的盗跖、庄屩、陈胜等，被推为正面英雄人物。不无偏颇的历史观，强调的是一种阶级血脉。至于造反者成事之后的几无例外的变异，则不是此诗思考的。历来的强人，打天下时决不承认‘谋逆有罪’，坐天下时决不再提‘造反有理’，到毛泽东这里却有了一个例外，直到晚年，他老人家还让红卫兵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终其一生，诗人都没有完成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的心理转变。其王者之气，终究未脱山大王气。”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全世界劳苦民众谋求解放的理论武器，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民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必定要胜利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这个“本”忘不得，也忘不了！马列的这个原理，先生或者是从未真诚接受，或者是认为“时过境迁”而弃如敝屣。至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农民运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已有论述。“贺新郎”虽是长调，毕竟容量有限，先生不宜要求在短短一首词里把革命道理全部穷尽。据学生推想，先生是知道“民主宪政为何物”的，是憎恶帝王之类“统治者”的，那么请问：“终其一生，诗人都没有完成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的心理转变”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革命者”本色，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只有“完成”从共产党人到“统治者”的转变，从公仆变成老爷才好吗？转变为“统治者”是“帝王情结”；不转变，保持“革命者”心理本色，是“山大王气”：横竖不是人，先生还让不让人活了？您还讲不讲道理呢？
在第十五章，先生对赫鲁晓夫情有独钟，对毛称赫为“现代修正主义”忿忿不平。且看先生行文：“这些诗体的杂文，表达着作者对于所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鄙夷和嘲弄。随着中苏交恶日深，‘反修防修’持续升温，其诗词的这一批判锋芒也就日见犀利。”“修正主义”一词，是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张“议会道路”而又自居马克思主义正统继承人时，采用的专有名词。现在有人著书，公然蛊惑，说马恩晚年修改了共产党宣言的主张，列宁主义错了，伯恩斯坦才是马克思主义正统。不知先生对此作何评论？“反修防修”与防止“和平演变”意思差不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提法。前人不及今人聪明，用语不尽科学，但提醒全党警觉“人亡政息”、“政怠宦成”防止重蹈“历史周期率”的覆辙，有其积极意义。应用邓小平哲学观点，手段只要有助于实现目的，就有值得肯定的价值。邓小平批评“文革”错误，在说到毛的动机时，也沿用过“反修防修”的术语。直到今天，党中央还强调党员要保持共产党人纯洁性，拒绝腐朽思想侵蚀。不知先生何以对“反修防修”这一历史用语如此鄙夷不屑？
说到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时，先生借题发挥、顺手排击的好戏就来了。先生这样写道：
“三打白骨精本是神话，用来附会反修斗争策略，不免生硬。郭沫若原诗中有‘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之句。文革中，北师大学生求教，郭沫若复信说‘大圣毛是有用意的，你们似乎没有看出。’什么用意呢？他卖了个关子，欲言又止。有人代为说破，‘大圣毛’就是‘毛大圣’。看来，即使是在个人迷信最狂热的年头，如此谄媚之辞，还是有点儿不好意思说出口。”
这里，先生采用“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战法，先损毛泽东，再辱郭沫若。做诗要用赋比兴，喻体与被喻体之间只要具有一个以上相似点，比喻就能成立。白骨精与现代修正主义者都有危害善良人的共同特征，引喻贴切，怎么说是“生硬附会”呢？“大圣毛”的含义，郭氏未即言明，是谁得到授权“代为说破”的呢？倘若自说自话，自编自演，岂非如同唱双簧一般滑稽？先生自鸣得意之时，可曾觉察，您一不小心，犯了一个文家忌讳的低级错误：自相矛盾！按照通常释义，由“大圣毛”转化而来的“毛大圣”也就是花果山上的美猴王。这个角色照您的定义，不过是“没有完成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的心理转变”的山大王。它本身就是个贬词，与先生“英雄所见略同”应当正中先生刻意贬毛的下怀，何“如此谄媚”之有呢？先生岂非翻云覆雨、唯我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以先生高德，犯此忌讳，情有可原：大约贬人心切，慌不择路；或者前后文章原非同日写就，写到后语，忘却前言所致。学生愿意提醒先生注意防止一个危险导向，就是：在你们看来，文学家如与政治家同心同德便是“谄媚”只有“卓立特行”、“不为五斗米”与当局合作的人，才是本色文人。这种偏颇的旧理念，已经不适用当今和衷共济奔小康、步调一致图复兴的新时代，弄不好要误人子弟！
先生对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嘲讽也很辛辣。对第一首，先生写道：“此乃七十书怀，自觉已经抵达从心所欲的人生境界了吧。中苏分裂后，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站在中共一边。虽则孤立无援，与‘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却不屈不挠。”对第二首，先生写道：“更添几分夸张与戾气。原作给人以处于守势之感，和诗更欲主动挑战、四面出击。”对第三首，先生写道：“自比‘鲲鹏’，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雀儿’充满鄙夷，不屑见雀儿向往的‘仙山琼阁’、‘秋月和约’，只对‘天地翻覆’的乱象情有独钟。如果不曾把自家人民折腾得饿殍遍野，嘲弄起人家‘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一定会更加雄辩。兴起时，索性置‘文采’、‘风骚’于不顾，径直以屁入诗。”应该说，先生的讽刺才华在这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示。毛泽东没有先生聪明，因为先生比他晚生许多年，沐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春风。尽管毛一生勤奋，但他确实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急于求成，犯了“大跃进”的错误。他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推进共产主义”的问题，所以领导了中苏论战，争论的话不都是正确的。既然错了，理当忍受先生嘻笑怒骂、嘲弄蹂躏，也是命该如此、在劫难逃。学生只是觉得：人非生而知之，如果先生置身事中，而非超然物外，谨遵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基本结论，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对前人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您的卓越才华，本来可以得到多数人赏识，而不是只得少数人追捧，甚至只有自家孤芳独赏。公平评判，中苏交恶并非毛的错，这当中既有两党关于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歧，也有两国关于国家安全的利益博弈。至于中共“孤立”主要还是苏共“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惹的祸。邓小平说得好：“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依靠自力更生硬是搞成“两弹一星”依靠自身形象逐步赢得天下朋友，并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至于说自家曾遭饥荒，就不可批评别人，只容低头做小，不许扬眉吐气，世无此理。至于以屁入诗，诚属不雅，但是考虑到作品发表是在1976年元旦，当时毛已重病，视力微弱，难以修饰作品；如若假以时日，从容修饰，把词句斟酌得更儒雅些，应当不是难事。
在第十六章，先生批评起杂言诗？八连颂来毫不留情：“这是毛式顺口溜。其实也不怎么顺口。而且罗嗦，至少‘因此叫，好八连’两句可删。‘思想好’实际上只是‘思想方法好’，接下来，绕来绕去，只为绕到‘团结’一辞，带出来末尾两个七言句。”文无定则，各人完全可凭自己意思写诗。列宁说得好：“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鲁迅说，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不要相信所谓“批评家”之类，只要能表达自己意思即可。子曰：“辞，达而已矣。”先生正不必以自家章法限制别人，更何况您所面对的，是“纤笔一枝”可抵十万雄师的毛泽东。还是带头遵从先生自己提倡的“谦德”不必自我感觉太好，更不必到处“好为人师”接下来，先生批评其他“毛式顺口溜”翻箱倒柜，从1948年批到1976年“绕来绕去”只为抖出“有问题，找江青”这个“包袱”以展示先生消息灵通，独家报料，有“绝活”能探知金匮石室的绝档秘文。由于没有中央文件佐证，只怕先生又是合理想象、自编自演的双簧。学生1976年在南京师范学院就读，亲耳听过传达，亲见会议录像播放华国锋手举照片，共有三张，分别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先生连24岁的胡乔木有“帝王思想”、“想当皇帝”之类的异闻都能捏出来，您所心造的这最后一句“毛式顺口溜”能有几人会信以为真呢？
在第十七章，先生对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望文生义、妄加议论，写下一段妙文：
“‘草上飞’原本是流寇的代称，全唐诗载黄巢晚年自题像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以之自况，除了调侃，也应含有某种认同。‘战锦’一语，曾被解释为1948年的锦州之战，果如此，则夸张失度。锦州之战纵然意义重大，也是不能与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长征相比的。今人多弃此说，却又难有通畅之解。或以为，此乃作者的粗疏或语病所致。以我浅见，‘战锦’还是与锦州之战有关，是由‘战锦州’的字面生发出来的联想：战胜锦衣玉食的诱惑。这两句应该是说，万里长征夺取全国政权还不是最艰难的，如何抵御锦衣玉食的诱惑，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不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才更加严峻。颈联‘斥鷃欺大鸟’‘昆鸡笑老鹰’之叹，语近陈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与念奴娇？鸟儿问答里‘蓬间雀’与‘鲲鹏’的对举也是一致的，还是‘反修’主题。最后两句则似孤王痛失老臣的口吻，不无动人之处。这‘国有疑难’的‘疑难’，就是国际国内的反修防修，是诗人晚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
首先，先生引据唐代农民起义首领黄巢诗，坐实毛自我“认同”是“流寇”自认罪名，这就怪不得先生要对“山大王”大加挞伐了。其次，说“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一联“夸张失度”“此乃作者的粗疏或语病所致。”再次，说毛始终记挂“反修防修”是值得嘲笑的无谓的“梦魇”又次，说毛做诗的语气是把自己当成帝王，以“孤王痛失老臣的口吻”说话，犯了“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的错误。据学生细思所悟：不是毛而是先生自己，思维有“粗疏或语病”本诗首联追叙罗帅作为红军将领的矫健形象“草上飞”不必拘泥为用典调侃，而宜看作对“机动灵活、行动敏捷”的写实。颔联不是先生们自作聪明、强作解人所说的那些意思。此二句皆就林罗关系来写：遵义会后的土城战役，因情报不准确打成消耗战，林对战后四渡赤水“兜圈子”、“走弓背路”有意见，写信要求中央撤销毛的军事指挥权，改由彭德怀指挥红军，毛生气地说：“林彪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因为林的意见未被中央采纳，所以诗里说“不是难堪日”锦州之战，林拥有在各解放区中最多军队和最好装备，却忧虑一旦“关门打狗”必定逼成国共双方军队拼死搏杀，所以迟迟不下决心；而能否攻占锦州，不仅关系辽沈战役全局，而且一旦东北蒋军入关，必将改变华北、中原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影响全国解放进程，所以诗里说“方为大问题”先生们钻研金匮石室多了，对网上人所共知的真实史料了解就少了。颈联用反衬，烘托罗帅胸怀宽广、顾全大局。尾联表示对逝者痛切怀念。至于“反修防修”是否蛇足或无谓“梦魇”只要看“苏东巨变”后党中央提出“两个考验”十八大又重申“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就能得到解答；书生们另有视点，所以对巩固政权、预防“颜色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无足深怪。至于毛是否把自己当成帝王来写诗，答案是否定的。多事之秋，痛失战友，写诗记念，再自然不过。只因先生自家有封建嗜好，习于把领袖部属比拟为君臣，这是先生自设格局，与历史人物并无干系。
在第十八章，先生挥舞“文革”大棒，对毛1965－1973年5首诗词赶尽杀绝，仍是以冷峻尖刻的政治声讨，代替理性平和的艺术分析。且看先生对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如何声讨：
“1976年1月发表，立即传诵一时。‘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成为歌颂文革大好形势的最方便的套话；‘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成为表达革命豪情的最时髦的格言。作为格言，‘可上可下’源出前人‘青天揽月’和‘瓮中捉鳖’的成语，尚有重组之趣；后者就只是借用民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凑韵，草草改动几字而已。”
先生回避了正面评价，着力搜集多种负面情况，来抵消、抑压作品的艺术成就。“传诵一时”有什么不好呢？那时文槛严峻，轻容易没有新作品问世，所以凡有新电影公演，人们奔走相告，也是特殊时期特殊景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代，仍有新作品引起轰动效应，以后就逐渐稀少了。“旧貌变新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本身并无不好，不能因为人们曾用以形容“文革”就归罪诗句本身，像对待成语“史无前例”那样。1927年创建根据地，经历38年旧地重游，前后跨越腥风血雨的磨难和艰苦卓绝的奋斗，书生们未历其事，对诗人欣喜情怀感到隔膜，也是情理中事。“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反映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雄心壮志，但在不期望中华复兴的人看来，无非“吹牛皮、放大炮”；可巧2012年我国既有“神舟奔月”又有“蛟龙潜洋”毛的两个梦想历经47年双双实现，不知先生是否与全国人民一同欣喜？至于以考证出处来贬抑他人，实属闲人无聊；除先生之类神人而外，凡间的李白杜甫也未做到语语新造。至于拿民谚入诗，所谓化凡庸为神奇，正见出诗人熔铸题材的本领，这并不是诗家的羞处。
继看先生对念奴娇？井冈山如何糟蹋：
“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多为陈词。与上一首系同时同地所作，可能因为其艺术成色不足，语象雷同，平仄错乱，作者生前不曾发表，身后只入其诗词副编。其中‘风雷磅礴’‘万怪烟消云落’等意象，则不妨视为文革劫难来临的不祥征兆。”
把作者生前不愿发表的半成品拿来发表，本是编辑家出版家要尽量全面地保存毛泽东作品的好意，没想到却给憎恶他的人提供了穷追猛打的箭靶。这就好比毛发动“文革”原为“反修防修”的善良动机，结果却给林彪、“四人帮”乘机谋私篡权提供了机遇舞台。造化弄人如此，使人慨叹。对着别人的半成品滥发弓弩，犹如强令工人把正在流水线上加工未成的产品送交质检，然后却以“不合质量、偷工减料”为据，对工人大加责罚一样；虽自以为得计，然其别有用心、蛮横无理与滑稽可笑，自是不待赘言。把时事政治与文艺作品混为一谈，是先生品评毛诗词的基本策略。但是，众所周知两点常识：一是文艺是离不开政治的，二是文艺与政治是有区别的，文艺并不等同于政治。拿政治的大棒裁量文艺，曾经酿就多少文艺错案？此一时彼一时，过去是“四人帮”肆虐文坛，现在轮到先生们了。
接着看先生对七律？洪都如何编派：
“来到南昌，想起祖逖，谅非偶然。西晋末年，中原大乱，祖逖率众来投镇守建邺的司马睿，后召集勇士，准备北伐，收复失地。晋书？祖逖传：‘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而今，天下一统，却有‘击楫’‘挥鞭’之念，这个国家又合该有事了。是不是北京市委已经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形成，需要再次挥鞭北伐了？”
先生捕风捉影、混淆古今、罗织人罪的能事，在这里发挥到蛮不讲理的地步。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楫，掌故家喻户晓，在先生抨击毛诗的文章里，本无详加征引的必要。不过先生鉴于世风浮躁，以为学人知有肯德基而不知有晋书，不厌其烦抄书，也是好意，可以炫示史识渊博。东晋至南北朝，中国分裂长达264年，祖逖因向往统一、立志建功，而被后人记取。1949年春，苏美列强都希望中国划江而治，毛泽东鉴于“霸王沽名”教训，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遵照新政协集中的人民意志，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军如卷席”实现祖国南北统一，人民无不衷心感戴，惟有先生竟以“不可沽名”为忧，认为“隐含某种危险性”先生说毛想起祖逖，就是想生事乱国，未免武断。照先生逻辑“而今天下一统”党和国家发展红色旅游，宏扬先烈精神，也有鼓励造反、重启革命、误国乱邦之嫌了？罗织人罪，也须有个边际。随意引申发挥，有似“文革”中造反派上纲上线，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然后看先生怎样声色俱厉地责难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它代表了先生讽刺艺术的高峰：
“这一首很重要。之所以重要，不在诗艺，而在主题，在于作者以诗的方式表达了他一向对秦始皇及其极权统治的推崇。‘焚书坑儒’如何商量，要平反昭雪奉为楷模吗？‘百代多行秦政制’，秦的专制暴政还要施行到何时，毛的时代还是这‘百代’之一吗？1974年1月18日下发的批林批孔文件，给林的罪名是：‘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可怜十批判书的作者，对秦始皇曾有批判的郭沫若，一见此诗，即无条件附和，自我批判，颂主求饶，于1974年2月7日作七律二首？春雷‘呈毛主席’：”
对秦始皇如何评价是历史公案。且先重温史书记载他的功过：击灭六国，统一华夏；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制定严刑峻法，划天下为36郡，实行郡县制，长官由中央委派，执行统一法律政令；定期巡视天下，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筑长城，建宫殿，修陵墓；焚书坑儒，烧去秦以外6国史书，坑杀有碍执政的460个儒生。其中引起文人痛恨的是焚书坑儒。筑长城御匈奴本是好事，建阿房宫、修骊山墓也是历代帝王常行的事，皆因操之过急，企图把事功在短期内做完，加重人民负担而引发民怨，民间故事有“孟姜女哭倒长城”所谓秦王暴政、民不堪命，主要谓此。至其二世而亡，主因在秦始皇巡视途中中暑猝死，引发接班人事生变局，最后激起民变——陈胜吴广起义，为刘项逐鹿腾出舞台。从他开始，中国才成为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国。他的功与过都很突出，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突出缺陷是法治有余、德治不足。如若为他投票，大概政治家多看重统一而投赞成，文化人多看重焚坑而投否决。分歧之点，则在一颂“集权”一詈“极权”屁股决定脑袋，利害决定立场。惟鲁迅例外，他说秦皇“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先生虽引鲁语贬毛，以此观之，不过拉大旗作虎皮，骨子里价值观与鲁并非同道。学生早年为编撰盐史巨著出游多地，最大感觉是：“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神州之大，一省比拟欧洲一国乃至多国；因为国土统一，跨省通行时，无须像欧洲国与国之间签证通关，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能不想到他的好处。当今世界，公理没多少位置，国家版图小了，大概只有做附庸和受欺辱的份。我不知道先生为何硬要把自己与有碍执政而被坑杀的460名儒生放在一起，而不是与不妨碍执政而没有被坑杀的4600、甚至46000儒生放在一起？宪法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共产党且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别说两千年前的儒生必须遵守法律，即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没有文化人可以成为“无冕之王”的法外公民。“百代多行秦政制”这是转述唐人柳宗元封建论关于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的观点。唐人寻绎历代治乱分合在体制上的原因，从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多从逆乱，而郡县皆不附逆，并与周朝相比，得出结论：封土建王不及郡县制利国利民，秦朝灭亡不是错在郡县制，而是错在施政苛刻。这个百代多行的“制”内容有三点：一是每一块国土都是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是每一地方政权都必须遵行统一的中央政令；三是地方政府官员都由中央任免，少数民族政权头领和藩国国王都由中央册封。这个“制”不仅中华百代沿用，而且美国大体略同：本来合众国是联邦制，法律规定每一加盟州享有自由退出权利，可是当南方奴隶主为黑奴问题真要退出联邦时，林肯坚持不许，遂爆发南北战争，结果南方战败，国家维持统一；设想如果南方分出，国土国力减缩一半，美国还能称霸全球70年吗？与此对比，苏联解体之后，综合国力元气大伤，恰好成全美国一强独霸。或问：这一句不是明白写着“秦‘政’制”吗？问得好！此处的“政”并非什么“专制暴政”而是秦始皇姓名叫“嬴政”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先生要么是没弄清句义就急于贬人，要么是为了贬人而曲解句义。由于没有正确解释诗义，以下诘问力度再大，先生也是无的放矢了。至于又拿郭沫若开涮，辱他为“颂主求饶”则是先生自己有封建情结，因为戴着有色眼镜，把诗人之间切磋观点、正常互动，恶意渲染为“君叫臣死，不得不死”这种强加于人的霸道，先生亟宜终止。
关于“焚书坑儒”因为是两千余年历史公案，还须多说几句。古来公认此为秦皇暴虐，摧残文化，已成定论。说法并不错，因为假如始皇有足够的宽仁，本来可以不采取这样极端方式。但思辩并不这样就完，还可从中抽引更多东西。大凡政权更叠，初始巩固阶段为非常时期，新政权统治者为防止旧政权反扑，一面加意怀柔，一面加力弹压，所谓“乱世用重典”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义同此理，惟有性质不同。这是政治学的常识，书生们于此未必留意。政权巩固期的长短，并无常数，例证是中共执政60余年，尚有人主张复辟资本主义；苏共执政80余年，最后在内外敌对势力合攻下归于失败。“焚书”只是针对“天下”民间所藏秦记以外史书“博士官所职”中央图书馆以外“诗、书、百家语”不包括“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摧残”则是“毁灭”则未，否则司马迁史记何由撰著？“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统一，动机并非一无是处。“坑儒”牵涉到文学家与政治家合作与对抗的命题。文化人因为不适应社会形态演变之后的新语境，而采取非理性的对抗的方式，它所体现的是“妨碍统一”与“巩固统一”的对立，因而酿成悲剧。与此相对照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体现的是“轮流坐庄”与“党的领导”的对立；1989年政治风波，体现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中国的儒家，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书面文化的收纳者、传承者和加工创造者，除了进取兼济和修身自持的主流而外，也有一少部分人自视甚高、目无法纪，习性懒散、率意而为，惯以“不与当局合作”沽名钓誉。据史记，导致“坑儒”事件有多方面原因：先答允始皇为求仙药，后认为他“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乃不告而“亡去”；受始皇“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之，以重其“不德”；“诸生在咸阳者”经始皇派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初诺后悔、阳奉阴违，在人际交往的价值观上不无理亏，何况面对的是“天性刚戾自用”的秦嬴政。应该说儒生们行为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社会进步、政治清明时期，文学家理应与政治家合作。社会停滞、政治晦暗时期，文学家常取反抗，但方式是有讲究的；否则以卵击石，事与愿违。或问：“鲁迅不是公然与国民政府对抗，而安然妥存吗？”答案有四：一是鲁迅德艺双重，国内外影响巨大，对方不能不有所顾忌；二是有宋庆龄等人暗中保护；三是鲁迅本人也曾受过“通缉”被迫躲藏避险；四是鲁迅明确反对许褚、李逵式的“赤膊上阵”一向坚持“壕堑战”为文善用曲笔，从不肆意直言，由此催生“杂文”这一文学新体裁成长壮大，成为中国杂文之父。
最后，看先生历经以上逐篇过堂审问，高屋建瓴、落叶归根，对毛的全部诗词所下的精彩结论。结论共有5小节。第1小节是总冒，为最终结论做个总的提示：
“晚年的毛泽东，说他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诗言志，他的诗所言之志，大多与这两件事有关：关乎前者的是‘王者之气’，关乎后者的是‘大同之梦’。”
先生精熟文法，写到最后，想到必须点明全文标题，以收后先照应之效，方法严谨，结构完整。而重在提示读者：下面所做的宣判，是关乎毛的全部革命和建设生涯的终审决定。
第2小节，以论定“王者之气”来否定毛的前半生。先生判道：
“毛泽东欣赏无法无天的造反英雄，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工、盗跖、庄屩、陈胜、黄巢，还有大闹天宫的美猴王，造反英雄一直是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山大王气’或‘帝王思想’是无庸讳言的。从‘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到‘劝君少骂秦始皇’，他的诗词王气十足，霸气十足。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对前来为国共两党媾和的民盟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等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开国大典前，毛泽东驻进了明清皇宫一隅的中南海，做了‘万岁’。”
人民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是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牺牲大约两千万人，才获得的第一次较为彻底的翻身解放。全国人民乃至海外侨胞都对毛泽东做的第一件大事拍手称快，独有先生摇头否定。理由是毛明知天上已有蒋介石这个太阳，还要自己出一个新的太阳“东方红，太阳升”明摆着是有“帝王思想”并且“无庸讳言”不容抵赖。学生纳了闷了：夺了蒋介石的政权，就是想当皇帝，那么蒋氏政权这个先生心目中原先的“太阳”算不算皇帝呢？先生的立论是否使用了双重标准呢？关于“驻进了明清皇宫一隅的中南海”历史事实是：三大战役完胜之后，毛率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京赶考”先驻在北京郊区的西山，只因警卫不便，中央办公厅请求周恩来出面劝说，毛才克服自己对皇宫的忌讳，进驻中南海。中南海回归人民，至今党中央仍然驻在那里。判断谁有“帝王思想”不是看他驻在哪里，而是看他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于“万岁”不过是个愿望，英语的表达是“long live”也就是活得长一点；毛虽没有先生聪明，还不至于傻到以为自己能活一万岁。需要提请先生注意的是：人民革命胜利，虽是毛领导的，却不是他一人的事业，他只起“带路人”作用，也就是“出主意，用干部”事业是人民大众干的。您否定毛做的第一件大事，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全体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整个正义事业。
第3第4小节，以论定“大同之梦”来否定毛的后半生。先生判道：
“毛泽东是诗人，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多梦幻色彩，少科学精神。念奴娇？昆仑便是一篇大同梦。1958年以后更是梦话联翩。‘桃花园里可耕田’‘芙蓉国里尽朝晖’描绘的，是他所一往情深的人民公社乌托邦，‘金猴奋起千钧棒’‘满街红绿走旌旗’所欲缔造的，是一个红彤彤的大同世界。他‘但悲不见五洲同’‘四海翻腾云水怒’，让人联想到切？格瓦那，红色旅，联想到文革年间红卫兵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最后总攻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如果只是一个诗人，怎么浪漫都是他的自由。如果不仅是一个诗人，他的浪漫还要成为全民族的‘行为艺术’，还要造成全民族的灾难，诗人自己就难辞其咎了。”
应该说，先生在这里罗列的前提都是事实，但所得的结论是不对的。造成“大跃进”、“文革”那样的“全民族的灾难”并不是因为“毛泽东是诗人，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党和人民都没有现成经验，只能在摸索中不懈前进。除先生以外，世界上有几人是生而知之、永远正确、不犯错误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里，说15岁以下的人“能够看到”并且“亲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邓小平带头做自我批评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面对党和人民在探索前进中的挫折，先生不宜幸灾乐祸、兴师问罪，而应设身处地、用心总结，帮助党和人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继续前进。有理想、有梦想、有幻想，并非一概不好，只要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就会转化成无穷的创造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当时他们就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共一大只有12名代表53名党员，那时就预言党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的梦想，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逐步变为现实。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否则就会“缺钙”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胸怀复兴中华的“民族梦”并用实干兴邦托起“中国梦”邓小平说得好：“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中国人民在逆境奋斗中形成的理想、信仰、信念和进取精神，对于一个走上坡路的民族，是永远需要的。中国追赶世界，超越列强，靠的就是这个。
第5小节是先生2万多字长文的华丽结束。且看先生对毛诗词的最终判决结果：
“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仍然被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夙求相悖的王气（反民主）和浪漫（反科学）主导着。通读毛泽东诗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国，民主与科学之路，何其曼曼修远，也许还需要几代人的艰难探索。”
先生这段写于“2003年愚人节前后”的长文，对毛的67首诗词逐篇过堂，结果竟得出这样的宣判：“王气——反民主”和“浪漫——反科学”先生如椽巨笔轻薄一挥，就把毛毕生创作的67首诗词一概斩杀、一笔勾销了！其暴戾之气，不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谁赋予先生这样大的权力？您这种“赶尽杀绝”的文化专制主义，恐怕连“文革”十年文坛霸主姚文元也要自叹不如！俗话说：“过头饭好吃，过头话不好说。”先生的判词明显过分了，说了过头话了！这还不算，又影射改革开放25年之后的2003年，中国依然远离“民主与科学之路”而且“何其曼曼修远”“还需要几代人的艰难探索”这才能走上先生所定义的“民主与科学”的正途。先生攻击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已经与宪法党章不合，如果牵连现实一同抹黑，只怕就有公然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了。学生疑惑：知晓“民主宪政为何物”的先生，莫非被西方民主的“定式”灌输得晕了头，对“什么是民主，怎样实现民主”和“什么是科学，怎样推进科学”在价值观上进入了误区？误到飞离现实，进入外层空间了？以致您看不到当代中国在推进人民民主、昌明科学精神上的巨大进步。在先生写作长文5年之后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优越于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十八大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随后要求全党全民增强“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先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理应与时俱进，增加政治钙质，积极医疗“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政治软骨病。虽说“吹牛皮、放大炮”不用上税，但文人的话过于离经，说得豁了边，也是要承当社会后果乃至法律责任的。
据先生所撰长文，学生悬估先生其人：丰于知晓诗词格律理论，啬于体验诗词创作甘苦，稍欠虚己尊人文德修养，熟娴罗织人罪刀笔特技，专长“眼高手低、崇己抑人”擅场“拉旗作皮、狐假虎威”于所谓“心戾笔辣、哗众沽名者”的桂冠，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三
受教了先生的洋洋长文，现在就来与先生讨教：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何开展善意的文艺批评？为了开展善意有益的文艺批评，批评家应当采用怎样的方法和合宜的态度？以及批评家怎样扶持文学创作，文化人怎样成就自家人生？最后，托出学生对毛泽东诗词历史地位的看法。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写诗填词是复杂高雅的精神生产，需要作者具备艺术天赋，并且付出创造性劳动。通晓诗律易，写出好诗难，所谓“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鲁迅杂文都曾描述文艺创作艰辛过程。作家必须胸怀高尚动机，用心注情观察生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抢抓稍纵即逝的灵感“凝神结想，一挥而就”“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词是语言艺术，而以语言写意传志殊非易事，所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创作必需灵感“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有时灵感来临，创作顺利：“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有时灵感阻塞，创作不顺：“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诗词又特讲究锻词炼句，巧构警句佳联为“诗眼”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为求佳对出彩、平仄如律，需要煞费苦心：“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甚而“吟安一个字，撚断三根须。”“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于此可知名篇佳作铸造之艰难！毛的诗词以风骨意气见长，而情境词采兼擅。它的壮景丽境，成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人格象征；它的美联佳句，成为中国人民奋发进取的人生格言。其中的甘苦得失，不仅作者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也有赖批评家设身处地、理解认同。古人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毛不能引先生为知音，并非毛“曲高和寡”亦非先生“操千曲而不晓声，观千剑而不识器”实因毛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能引起先生共鸣“道不同，不相为谋”毛虽失去先生一类“阳春白雪”的傲慢欢心，却赢得千千万万“下里巴人”的真诚喜爱。他并非如先生嘲笑的那样“只有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做朋友，他的知音遍及全中国全世界，他并不孤独孤立。
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是颂瑜指瑕。金无足赤，文无完文，通常作品大都瑕瑜互见。评文不像打仗，打仗要的是歼灭战，尤其渡江战役过后，要的就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敌人的痛快效果。文艺批评不能那样痛快。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诗论诗、就文论文，通盘观照、细心研究，宣扬成就、指正缺点，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角度适中、分寸恰当。文艺批评有如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鲁迅比喻为“剜烂苹果”要切除坏的留下好的，而不能像恩格斯批评的那样，在倒洗澡水时连同澡盆里的小孩一同倒掉。先生不是这样。您看您在长文里都做了些什么：不是就诗论诗，而是以政废诗；不是就文论文，而是考据索隐；对毛坯，以正品标准大加挞伐；对精品，信传谣诼以疑版权；对名篇，一带而过以掩地位；对佳句，考其源流以去光彩；对杰作，捕捉风流以避正评；对小眚，刻意放大以掩宏德。这些都不是文艺批评的正确方法。以上纲上线罗织人罪为能事，是“文革”中造反派的脾气，先生既万分憎恶“文革”实不宜承其衣钵。建议先生重温唐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是专论评价前代有缺点诗人的，他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里，杜甫对轻薄子恣意讥嘲前贤作品的行为，表示愤怒，严厉批评，并还以辛辣嘲讽。
文艺批评的基本心态是尊重作家。用十八大报告的说法叫“理性平和”文学创作需要呕心沥血的艰辛劳作。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人挑担不吃力，事后诸葛何其易？评论家的职业道德是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理解作品、理解作家，贡献才智、成人之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嫉妒别人成就，不乐见别人一丝长处，是庸俗文人的痼疾。好榜样也有，例如：伯牙钟子期，曹植杨修，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毛泽东柳亚子陈毅郭沫若，等。对文艺家的缺点要宽容，刻意求全责备，无异“用笔杆子杀人”无论运筹帷幄戎马倥偬，无论治国理政日理万机，毛坚持马背填词、子夜赋诗，勤奋何其金贵难能，精神理应尊崇景仰！可是先生长文都写了什么？通览毛诗67首，曾无一件作品博取您的千金一笑，竟无一联半对赢得您的真诚赞赏。由此观之，先生心气可谓高矣，心火可谓旺矣，心态可谓冷矣，心肠可谓硬矣，心胸可谓窄矣。学生生平崇拜英雄美人，对于具有“我所不能”之优长的人，总是肃然仰视，不敢轻薄妄言。不知先生武艺如何了得，可以瞰毛的革命生涯为草寇山王？又不晓先生文德怎样轶世，能够觑毛的诗词作品为假冒伪劣？毛的地位载在宪法党章，不知先生是甚样特殊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