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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触摸官员的心灵。世上最不可能的事，也是触摸官员的心灵。官员是天底下最最复杂的人，也是最最简单的人。说他复杂，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就复杂，处在领导阶层的官员，一直是社会触目的焦点，百姓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又将所有的不满发泄在他们身上。这就必然地要求他们具有多重性格。在正式场合，在镜头下，官员永远是严肃的，他们的脸上千篇一律地写着庄重，他们的身上总是充满正义。而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家里，官员又极想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普通人。但某种文化在自己身上浸淫久了，自然而然地，就会留下烙印。官员更是如此，当他们在一种游戏规则下活动久了，他们就再也回不到自然状态，无论何种场合，本能地，都会流露出只有官员才有的那种气息。我们把它称之为官气，或者官派。官派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让一个人失掉了本我，而虚幻或者放大成另一种“非我”这个“非我”既成为一种距离，让他跟庶民百姓有了鲜明的对照，又成为一种伪装，让他跟本真的自我发生脱节。这是官员外貌上的复杂。内心里，官员要遵从的东西太多，要屈服的东西也太多，这就让他们的心理在强大的重压下发生变形，扭曲或是变异。压抑和克制是所有官员必有的一种心态，伪装或藏头藏尾更是官员普遍具有的一种常态。抑制自我，归于大流，这是官员无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的选择，不这样选择，你就很难在那个圈子里生存下来。说官员简单，理由只有一个，官员也是人，有着人的七情六欲，有着人的喜怒哀乐，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也渴望渲泻，渴望张扬。
我向来反对文学作品特别是所谓的官场小说把官员妖魔化，或者无原则地丑化。而且我承认，中国的大批精英，就活跃在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场里，是他们帮我们治理着这个国家，也治理着这个社会。社会不可能无官，就跟不可能无民一样简单，官是相对于民存在的，官更是国家这个庞大机器的必需。正因为有了一大批精英式的官员，有了他们辛勤的努力，我们的社会才能按法制和文明的轨道，一步步地前进，我们的国家，才能在各种危难面前，一次次地挺胸阔步，昂首向前。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中越来越多阴暗面的出现，越来越灰甚至见暗的描写，是有失偏颇的。它给读者一个误区，好像官场小说就是揭黑小说，就是鞭笞。
我在这些年的创作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抛开世俗的官场写实，愤青式的激扬或批判，想以温暖的方式，进入到某个官员的心灵深处，跟他做一次彻夜的长谈。文学作品在关注这个时代的同时，更应该关注这个时代的人，关注他们的心灵，这是文学作品永远的主题。官员做为人类中特殊的一群，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秘，或者他们的痛来自何处？除了对权力的迷恋与追逐外，他们内心还渴求着什么？他们是否也像我们一样，还存在着迷茫、伤感或是颓废，等等。当苏晓敏这位女市长第一次出现在我脑子里时，我是把她当作一个普通女人来想象的，她有女人的苦与乐，她有女人的欲与求。作为女人的欲求满足之后，她才是社会意义上的市长。苏晓敏漂亮，泼辣，我们的身边不乏这样漂亮而且能干的女人，但她绝不是形而上的女强人，她普通，心中既有理想又有目标，她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渴望爱，也渴望被爱。当做教授的丈夫渐渐跟她远离风花雪月时，她也有痛苦，女人的痛苦。当她遇到自己心仪的男人罗维平时，忍不住也会怦然动情，并渴望能来一场风花雪月，以弥补感情上的缺憾。作为女人，这些都无可厚非，而且让她显得更可爱，更可亲。但是苏晓敏是市长，是符号化的社会人物。于是她的麻烦就有了，她跟丈夫感情发生危机，但她不能表现出危机，必须装作家庭很完美的样子。她对罗维平有情，却又不能表现得有情，因为她是市长。红杏出墙本来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文学故事，但这个故事要是发生在女市长身上，那就一点也不可爱，甚至有几分危险。于是她就得压抑，就得拼命克制。糟糕的是，给她带来朦朦胧胧情感的罗维平，也是官场中人，而且官比她大，是省政府领导，麻烦因此就更大。恰恰罗维平对潜规则的遵从或是屈服，又胜于她，这场感情戏注定就不可能发展下去。小说的遗憾便也有了，我不能放开手脚让他们爱下去，更不能让他们不顾一切地撞出爱情火花，甚至开花结果。或者按苏晓敏暗想的那样，出一次轨。不能。没有别的缘由，只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官员。
困境便因此而生。有太多的官场小说，只要一写到官员，特别是那些反面角色，都在极力渲染着他们情感上的放纵，似乎他们见不得女人，一遇到漂亮女人，就想占为己有，就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她牢牢地俘获在自己手中。这同样是一种偏颇，而且偏颇得有些厉害。色欲也好，贪欲也好，都是人的本欲之一，它像恶魔一样存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能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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