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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点名望了，虽然禁锢在监狱里，监内监外，仍不断有人找他谈东方的事情，而马可波罗为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他的叙述，特别引起同狱人鲁思蒂谦诺的注意。鲁思蒂谦诺是比萨人，从小受到比萨文化传统的熏陶，精通法语，用法语写过骑士小说。他觉得马可波罗的游历见闻很有意思，如不写成书，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了下来。
这样，一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就诞生了。公元1299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宣告结束，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威尼斯，从此，他经营商业，并娶妻成家，生有二个女儿，再也没有出外远游了。公元1324年当他临近70岁的时候，逝世于威尼斯。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
古代风景画鉴赏《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
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行纪》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行纪》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百科全书在《行纪》的第二卷，还对杭州有详细的记述。书中称杭州为“行在”，“天城”，称苏州为“地城”。“行在”是南宋时代对杭州的一般称呼，指帝皇行幸所在的地方；而“天城”、“地城”，也就是我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一种译称。对于号称天堂的杭州，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他《行纪》里记载杭州人烟稠密，房屋达160万所，商业发达，说：“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无数。”并说杭州人对来贸易之外人很亲切，“待遇周到，辅助及劝导，尽其所能。”又讲到杭州市容整齐清洁，街道都用石铺筑；人民讲究卫生，全城到处有冷热澡堂，以供沐浴之用，户口登记严密，人口统计清楚，对西湖的美丽和游览设施，书中更有详细的记述，马可波罗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由于他对杭州特别赞赏，所以几次来到这里游览。
马可波罗是商人，每到一地，对于物产商业的情况很留心观察和记载。例如他旅行到我国南方的宝应、南京、镇江、苏州诸城时，便突出地记载了纺织锦缎绸绢工业，对宝应的记载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丰饶。”又如他行经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时，也特别留心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珍珠。这些物品在历来的东西贸易中，西方商人一直视为珍品。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有专门的篇章谈元代通行的纸钞和中国使用已久之煤。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在京城设有造币局，先以桑树皮制造纸张，然后以它制印纸币，这种纸币不但通行国内，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他还说到在中国北方亲自见到“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毫无疑问，这是说的我国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其实我国以煤作为燃料，早在汉代便已经开始。马可波罗在这时还当作“奇异事物”来记述，说明欧洲在13世纪用煤还不普遍，而中国在元代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马可波罗行纪》对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篇幅的描述。马可波罗东来中国，主要经过西亚，中亚等地，因此游记里载有不少这些地方的见闻。在中世纪，关于亚洲的知识，以往的旅行家没有一个比得上马可波罗记载的那样丰富。除亚洲外，马可波罗对东非海岸和北冰洋等地作了一些叙述，不过是根据传闻，并非亲临其地，所以许多记述往往与实际不符。但尽管这样，诸如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地，则是由马可波罗第一次介绍给欧洲人的。
不朽的影响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陆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公元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古代风景画鉴赏马可波罗的游记对15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当时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例如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都津津有味地看过马可波罗的书。哥伦布小时候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后非常钦慕中国、印度之文明富裕，特别是书中所载日本盛产黄金“其数无限”，“地铺金砖”，更是向往已极，正是商人贵族的这种“黄金渴望”驱使哥伦布立志东游，公元1492年起，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他率领水手接连几次远航，到达了中美和南美的东北角，哥伦布认为他所达到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海滨诸岛，以为墨西哥就是马可波罗书中的“行在”，又把古巴岛当作日本，并登岸四处寻问有无黄金。他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东方，而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哥伦布读过的那本马可波罗的游记，现在还保存于里斯本，书的边栏空白处有他作的许多摘要和注解，反映哥伦布阅读时多么认真，对它倾注的兴趣是何等浓厚！
马可波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作出报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因此，马可波罗被誉为“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血雨腥风的朝廷斗争为了黄袍加身，兄弟叔侄之间争得你死我活，先辈创下的基业也就在这种内耗中渐渐腐烂，走向崩溃。
吓死太子忽必烈本打算传位给太子真金，不料真金却比他先死，真金之死与忽必烈也不无关系。真金一向看不惯忽必烈所重用的阿合马等亲信，受到一批儒臣的拥护，但对忽必烈则唯唯诺诺，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独断的忽必烈手中。
阿合马死后，余党心有不甘，欲伺机陷害皇太子。这时有一大臣上书称：“皇帝年事已高，应当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可加以干预。”忽必烈权势欲极重，决不会在生前交出政权，大臣上书要求皇上退休无疑是虎口拔牙，对太子有百害而无一利。真金得知此事后深为恐惧。御史台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就将大臣的奏章暗中压了下来。
阿合马余党探知此事，决计发难，准备向世祖揭发。拥护太子的右丞相安童知道此事已瞒不下去，干脆抢先向忽必烈陈述事情本末，指出阿合马余党欲借机陷害太子。忽必烈听到有人居然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勃然大怒，厉声责问道：“你们就没罪吗？”安童带头认罪，但同时向皇上指出，阿合马的党羽此举目的是要危及太子，搞乱天下。经过劝说，忽必烈才怒气稍解。阿合马的余党虽然没有成功并受到严惩，太子真金也给吓得心惊肉跳，忧郁成病，不久撒手归天，年仅43岁。
培养后人真金死时忽必烈已年逾古稀，接班人只能在真金的儿子中选。真金与其妻阔阔真共生三子，长子晋王甘麻刺，次子答刺麻不剌，三子铁穆耳。阔阔真偏爱小儿子，怂恿大臣劝说皇上立铁穆耳为皇储。为使铁穆耳积聚掌权的资本，就先遣他出镇北边，争取军功，并委派重臣玉昔帖木儿辅行。
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博尔术的孙子，曾屡立战功，深受忽必烈重用。他在受命之际，劝忽必烈把真金的旧玺授予铁穆耳，以正名分，为以后登基抢占先机。
阔阔真又搞到一块秦朝的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交给铁穆耳，以为“受命之符”。
刀剑拥立的皇上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宗室诸王会集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议立新君。宗王大臣讨论了三个多月，仍难拍板。
当时，惟一能与铁穆耳分庭抗礼的是他的大哥晋王甘麻刺。甘麻刺也曾出镇岭北，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宫帐和北方诸军，管辖蒙古本土，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支持甘麻刺的宗王认为长孙继承帝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铁穆耳一派坚持先帝已有遗言，不可更改，而且铁穆耳掌有天命之符。最关键的是铁穆耳得到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两个重臣的支持。
为了排斥诸王的异议，在大臣集会上，伯颜手握宝剑，立于殿阶，大声宣读祖宗宝训，陈述立铁穆耳为帝的理由。伯颜词色俱厉，诸王吓得大腿发抖，纷纷跪下连连磕头。玉昔帖木儿则向甘麻刺施加压力说：“先帝逝世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祖宗的基业不可无人继承，国家不可一日无主。铁穆耳既有先帝的遗言，又有受命之符，你身为宗盟之长，怎么能一言不发？”甘麻刺情急之下，只得无可奈何地表态：“皇帝一旦登基。我自然北面事之。”于是在群臣的劝进下，铁穆耳终于当上了皇帝，是为元成宗。
垂拱而治成宗继承祖宗创下的偌大家业，史书上称他“垂拱而治，善于守成”。实际上也就是坐吃前人的遗产，混混日子，无所作为。成宗即位五年，还不知六部官员是谁。成宗一朝，政府机构庞杂，贪官污吏横行。
成宗晚年多病，更是不管国家政事，皇后、鲁罕和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各自拉帮结派，成宗曾立其子德寿为皇太子，不料德寿比成宗先死。
公元1307年，成宗去世，大元内部为争帝位又起纷争。成宗晚年多病，政事多由皇后卜鲁罕做主。卜鲁罕对成宗的二哥答刺麻八刺的妃子答吉十分忌恨，将她贬出京城，却未曾料到自己最终栽在答吉所生的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手中。
争权开始海山19岁时就带兵出征，镇守漠北，手中握有军权。成宗死后，皇后卜鲁罕企图垂帘听政，左右国事。她唯恐海山回来夺位，不把成宗去世的消息通知海山，打算推举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为帝，其理由是：阿难答是成宗的亲叔伯兄弟，国家事重，宜立长君。
但右丞相哈刺哈孙坚决不同意。皇帝一死，他就把京城官衙的印信全部收缴，封存府库，然后装病躺倒，对内宫传出的旨令拒之门外。这时正好海山派遣康里脱脱至大都（今北京）议事，哈刺哈孙让他赶紧逃回，向海山通报大都的情况。海山闻讯大怒，马上发兵南下，无奈路途遥远，一时难以赶到大都。
迎接海山与此同时，哈刺哈孙又遣密使通知答吉母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到密报后，忙与部下商议。谋士李孟劝他：“当带上母亲，以奔丧为名，速往大都，尽快挫败对手的奸谋。”公元1307年2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奉母妃入京师，哈刺哈孙连夜送去密信说：“海山路远，不能及时赶到，夜长梦多，还宜事先而发。”谋臣阿沙不花也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先下手：“先入者胜，后入者败。皇后一旦垂帘听政，我辈迟早都是她的阶下囚。”
皇后卜鲁罕和阿难答正准备在三月初三动手，爱育黎拔力八达抢先发难，于初二率领卫士闯入皇宫，将阿难笞、卜鲁罕其依附他们的大臣一网打尽。
这时，诸王建议爱育黎拔力八达乘势登上帝位，但他顾忌长兄海山手握重兵，不敢贸然称帝，只是号称监国，以李孟为参知政事，遣使去迎接海山。
答吉都是“算命”惹的祸答吉见大局已定，就请阴阳先生给她两个儿子算一算命，结果算出来海山“荒落有灾”，运祚不长。答吉派人给海山传话说：“你们兄弟俩都是我的亲骨肉，我没有什么偏心，但阴阳家的话也不得不考虑。”
海山听罢，沉下脸一言不发。他找来康里脱脱说：“我十多年来一直守卫在边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我是老大，理应我坐皇位。现在太后居然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天道茫茫，谁能预知？如果我登基后，实施的政策上合天心，下符民望，即使只做一天的皇帝，也将名垂万年。怎么能因阴阳家的几句话就违反祖宗的规矩？一定是朝中那帮权臣平时作威作福，胡作非为，怕我日后跟他们算账，故意造谣生事，企图阻挠我上台。脱脱你先去京都见我母亲，观察动静，有什么情况火速回报，我整军随后就到。”
答吉听说海山已兵分三路南下，大惊失色，忙对脱脱解释：“那些话是阴阳家说的，不信就算了，我不过是出于爱，为他们考虑罢了。大敌已经清除，宗王大臣也已决定让海山继位，太子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叫他快来京吧。”
她又屏退左右，私下对脱脱说：“海山这个孩子天性孝友，他当皇帝是人心所向。这回一定是听了别人的挑拨，你赶快回去为我弥补过失，使我们骨肉之间不发生误解，和睦相处，你就立下大功了。”
脱脱说：“太母不必过虑，我随海山多年，颇得信任，我马上回去向他解释明白，只要你们能相互信任，不起内讧，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尘埃落定为了消除海山的疑心，答吉先派了大臣阿沙不花迎接海山。阿沙不花向海山汇报了这场宫廷政变的始末，以性命向他保证：“你老弟之所以当监国是为了以防不测，他正等着你回去当皇帝呢。”脱脱赶到后又传达了答吉的意思，海山这才放下心来。
公元1307年5月，海山领兵到上都。爱育黎拔力八达随母来迎。蒙古各部诸王在上都集会，决议废卜鲁罕后，将她赶到外地赐死、诛杀阿难答及其亲信，一致推举海山为皇帝，海山即位，是为武宗。武宗当然也不能亏待“平定内难，为兄清道”的胞弟，于是在同年6月，立其弟为皇太子，使其成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兄弟俩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再由海山的儿子继位。一场皇位争夺战总算尘埃落定。
国力的恢复统治者一方面为权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也在维持元朝当时大国实力。
重农政策在蒙古对金作战期间，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从成吉思汗到元世祖，一直存在着农牧争地的问题。在战争之后，北方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
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而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在元军攻宋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较之北方要轻一些。这种“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思想，还贯穿在其他许多行政措施和命令中。如考核地方官吏时，决定升迁的首要条件是“户口增、田野辟”。重农政策的结果，也使蒙古封建领主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
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就设立劝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至元七年二月（公元1270年）又成立司农司，下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同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由劝农司到大司农司，反映出对农业的逐步重视。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组织村社元人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扩大屯田网，除军屯、民屯外，还有军民和屯等形式。据历史记载，当时大漠南北的屯田是卓有成效的。元初，民间有自发组织的“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元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村社形式，规定“诸县所属村，凡五十家立为一社”。社长组织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这种村社是农村基层组织，成为恢复生产的一种积极手段。
此外，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听民自买荒田旷土，延期课税，对贫困的屯田户和迁民，给以牛具、农具和种粮；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推行大规模的“籍户”（调查登记户口），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兴修水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