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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命时，人去性离一场悲。
圣人不恃聪明，持之以纯朴，以德化天下为心，使万民复之以本然素朴，使天下众人知其所过之有害，除恶向善，恢复天真。使百姓知中正之理，执其两而用其中，去其诈而复其淳，去其昧而复其明。故曰“复众人之所过”。“过”，就是过分、过失、偏差之义。凡是“过”者，都不是中道，都不符合自然，既是自然，必不会有过。
圣人以万物自然之理，辅之于天下众人之心。以万物自然之德，复还于天下众人之性。使众人之心返本复初，无欲无为。使过者复归于无过，同入于自然之理。使众人之性，不执不迷。使失者还于无失，使损者修补于无亏，使暗者复归光明，使浊者洗涤得清。共禀自然之德，共享自然之美。所以圣人不敢有为，其行皆是因循自然；不敢有所造作，唯恐远失道本。有为皆非自然，不自然必不能辅万物，反而损害万物之性。故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本章说解】
本章经旨，重在“无为”、“无执”四个字。
圣人无为无执，故能辅万物之自然，无难易之情，无败失之患。倘若人心一动，一有所为，便干扰自然规律，所以未有不败者。倘若识心一起，一有所执，随相所转，未有不失者。人能无为无执，执两用中，以无驭有，则与圣人等同。
学道之人，终以辅万物自然之本，利益万物之性为目的。理之自然谓之“性”，性之自然谓之“天”，天之自然谓之“道”，道之自然谓之“无极而太极”。天地万物，莫不各得此理，莫不蓄含此性。修道者要辅万物之自然，必须先要遵从万物自然之性，辅万物以“不过”之理，以无为顺其自然之情。故圣人辅万物以“不为而为”，以“不学”为学，以“不欲”为欲，无执无为。持其安，谋未兆，皆是“不敢为”，而是以自然辅天下。修道人学圣人修己治人之道，于此而尽矣。
天下万事自然之理，皆以道之一理而贯之。天下万物自然之性，皆以道之一性成之。事得自然之理，其事无不完美。人全自然之性，其性无不德善。自然之性，犹如太虚一般，无时不圆明，无时不清静。不容造作，不受污坏。若少有一丝造作，则私欲即生；若稍有一毫污坏，则天理即灭。天理既灭，则尘劳妄想，无所不有；私欲既生，则是非人我无所不起。当此之时，我法性中的自然清静境界，必化为无底之业坑，满腔内尽是无明。动念之处，皆是魔障刀兵，自然之性，浑体都是污浊黑洞。
纯真之性既被阴物牵缠，性妄动则恶心生，岂可谓自然之性乎?
修道之人，若求自然之性，当于私欲妄念未萌之先，先求其不见不闻之空妙，则自然之性即可现见。所谓“不见不闻”之妙，即去除四相，无人我是非，无欲无为之际，无尘无垢的真性方可显露。在心为性，在事为理。
文中所谓“复众之所过”，“复”者，返还也。亦即返本还源，返朴归真，还复我本有之善性德心。所谓“辅”，即助也。不仅自己复返自然，还应当辅助万物，使之返还复归其自然正性，复返其固有之本善。这就是圣人宏道治天下之本心，亦是修真证道者的根本目的。
修真人既以万物为师，感万物养育之恩，又要辅万物全其自然之性。万物与人类共体，同源于大道，同处于天地之间。万物各尽其天然之性，养育帮助了人类。人对万物若缺乏爱心，不复不辅，就好比源头之水不清，分支江河之水岂能清乎?人虽为万物之灵，须臾难离万物的滋养。万物之性正，则可助养人之正；万水之源清，则可滋育万物之性纯净。是故修真之上士，辅自然之性，事不妄为，机不妄动。非自然之实地，则寸步不行；非自然之实理，则一言不发。
修真人身处尘世，与万物自然同体同用，同呼吸共命运。当效万物自然之性，终日行而终日未尝行。事来则应，事去即静；虽身在应事中，心却在事外。行当行之事，步步有实地；应不得已之事，应过不留滞。处世待人，与缘人交往，终是不得已而言；言而自然，未尝有心而言。所以言而不言，言言不离天理。若能如此而行，即可得大自在，可谓得理全性之人，其易破易败之患，何能有乎?
玄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所以天地能长久。道在万物，万物不知，所以万物生化无穷。天地万物尚且不知，天下万民亦不知？所以便以有为治于国，以智巧律令治民。此类有为之治，虽能善以为政，但其有为之辙迹终不能隐，有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终不能消。在上者以苛察之明治于下，在下者必以缺缺之明防于上。上下有心有为，上下相防相诈，欲以明民，反而成为不明之政，此皆是以明治民之害。
“古之善为道者”，是说古之圣人治世，不是教民以浅薄的聪明，不示民以智巧心，而是以大智慧教之于民，以无为用之于治，使民返朴还淳，复其本有的天然良知，使民去妄归真，安其本然天性。君臣父子，相忘于无事之德；天下国家，共入于无为之化。此便是“善为道者”之义。
“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今人往往不解太上此两句的本义，而以后天浅陋之知，妄评此言，认为这是古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是为维护圣王统治的“手段”云云。这实在是对先辈的莫大曲解，是以后天小聪明猜度圣人的大智慧，以后天之伪去知先天之真，所以是永远难知其真谛的，永远难解此“明”与“愚”的颠倒之理。
人生于世，天之所命。本来都具有此不昧的灵光，不用智虑心思之妄，不以后天耳目见闻为真，性体光明寂然，未受物尘穿凿。无奈进入红尘以后，因受物欲浊流污染太甚，积尘甚厚，故丧失本性之明，天德之明转为后天之愚，发而成为后天知识。岂不知此智虑知识，仅能知眼所见、耳所闻的显态有象有形的皮毛之幻，难见难知不可见、不可闻的隐态世界之真。只能知身边有执有为之小事，不能知无为无执之大事。能明可见可闻的表象之理，不能明、不能见、不能闻表象之内的实质之理。所以，仅凭人的耳目见闻的有为之知，其理不真，其知不全，看似若明，实则愚暗。用之治国治身，其明必然反溺于不明。
“将以愚之”，此处所讲之“愚”，并非蠢然不灵之弱痴者，而是灵性十足，生理机智发育健全的大智慧之人。所谓“大智惹愚”者，皆是守真诚，安本分，不妄用智巧心，不施人心小聪明。处世做人，朴实无华，应世随俗，无私无欲，相忘于不识不知之中。身处家国，共处于无忧无虑之间。背天逆理之事不敢妄作，欺心侥幸之事不敢乱为。只知奉献，不知索取，心中只有大公众生，惟独没有自我。这便是“愚”字的真意。此种“愚”，在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愚昧，但从修道来观，却是最大之“明”，是世人难知的知天、知地、知阴阳的大智慧者。只是有道之人从不显露而已。
若能以愚用道，则道无不行；以愚建德，则德无不立。治之于国，国无不治；修之于心，心无不修；健之于身，身乃永固。古之“以愚治民”者，即“愚”之于此，并非他意。有心学道者，当明此理，不可误解。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世间凡事崇尚智巧，惟道尚愚不尚智，因为愚离道近矣。古之圣人，以道治天下。与民相见以道，不如与民相化以道，浑浑朴朴，同归于清静之天。故古之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种而食，安享天然自在。及至后世，士大夫不尚愚而尚智，民之巧诈心日生，小心眼愈多，人心愈坏。民之最难治者，就是人们远离道德，人心不诚，本性失真。
人的巧智心愈多，失真性愈强，诈伪便愈多，离道也愈远，此乃民难治的根本原因。上古之时，民如赤子，世有淳风，慈孝善德，同于一心，家国康宁太平，人皆无为而无不为。
后世君王，日益以有为之政施之于民，日渐以机巧之法用之于治国，将百姓视为可以任我驰聘之犬马，将万民看作是可以任我作为而无不归服之附属。君王自以为高高在上，就可以使天下百呼百应，孰不知此等有心有为之治，反而成为难治，内患外侵必随之而起，盖因国之君心中之天已失真，心中之德善日渐离去，有为之巧智日益彰显。
天下人皆以自作聪明为能，故一国一家皆求之于才能，乃至天下皆以聪明肆情纵欲，失去天良真诚之朴，故生欺上瞒下之恶念，妄作娇伪之风日盛，民心日诈，正气日薄，君民皆不务真诚，上下并行诡计，此便是所以“民之难治”的根本所在。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
“以智治国国之贼”，“贼”者，泛指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人与事，如国贼、民贼、奸贼等。并非今人所理解的盗贼之贼字。以智治国，必然远离道德，以智识诈巧施政，以权谋私，妄作福威，此即是“国之贼”。经中“以智治国，国之贼”，正是指用聪明邪智治国，是巧伪的私智。此等智用之于纲纪，则纲纪必乱；用之于伦理，伦理则必乖；用之于家国天下，犹如披麻救火，反遭其殃。又好似毒汤止渴，反受其害。所以太上称为“国之贼”，以此警示后世的治国者。
“以智治国国之贼”，主要是说用有为治国的害处。虽然治国者足智多谋，用心良苦，出于好意，但因自身缺乏道德，不能施以无为之治。其结果只能是愈治离道愈远，民德愈来愈失，这是以有为治国不可避免的弊端，必然是害国害民，故曰“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高明的治国者，当以无为无事而施政，不用智巧，施以德治，使民心淳朴，复归于道。安其居，乐其业，甘其食，美其衣。不被俗尘所染，不为私欲烦恼，心身康泰，安享福乐。上不以私智扰于民，不用机巧乱于政，天下共乐于太平，朝野相忘于无事，此乃国之福也。文中所言“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盖是此义。
“知此两者，亦楷式”，世人不知“国之贼”、“国之福”这两者的本质差异，所以不知怎样是造福国家?怎样是有害国家?若能知此两者，则应当去其“为贼于国”，而法于“为福于国”。凡是明白此理者，就不会用有为去扰民，不以巧智施于民。而是以道为根，以德为本，以德化民，从心性这个根本上教化人民，造福人民，这才是天下之楷模。如果放弃德治，轻视精神文明，仅以物质利益满足于民的暂时需要，使人心愈坏，贪图享受日甚，不讲做人品德，那必然是诱人欲壑难平，盗贼之心滋生，社会盗贼四起，违法败度，社会风气亦必随之而坏。人心诈伪日起，崇尚才华聪明，本性天真被凿丧，既损性，又害命。人身心内的阴贼也必施虐，导致疾病灾患，这不是“贼民”是什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治国者的天职就是以德施治，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使民德化归道，这是对人民的最大爱心，是国家最大之福。有为之治，看起来是在为民造福，实际上从根本上、从长远利益来看，却是害了人的本性命根，这才是国之最大不利，民心最大之害。因此，有为之治，绝非治国的“楷式”，绝非治国的良策。
“知此两者”，是指“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楷”是言法，“式”是言则。“以楷式”，是指“不以智治国”，而是以无为之德化民，这是造福人民的根本，其中内涵着甚深的天理，常人往往难以认同。这不仅是治国的法式，也是修真者治心治身的法式，故曰“知此两者，亦楷式。”
【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用智与不用智两种模式，不但治国治天下者当知，即使做一个人，待人处世，一切大小之事，一切可否之宜，若能常知此两者，并能以此作为行为的楷式。真能做到头头入妙，事事天然，念兹在兹（zi），须臾不离，便是至诚无妄之“玄德”。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玄德就是至高无上、玄妙至极、世人不可知的一种大德。太极之实理，就是自然真常之道，所以称为“玄德”。“玄德”无名相可指，无端倪可见，故称之为“玄”。
玄德是最符合道性之德，是高级全息生命体在高维空间或微观世间作功，作用于显态世界，而产生的一种德象真善，是德性与玄体相结合的体现。这些不被常人所知，却又能自觉或非自觉地做大善事、大好事，即谓之“玄德”。
德有真德、显德、阴德。显德者具有外显之特点，即做善事时，别人目可见、耳可闻，且能得到别人物质或口头的感谢，使显隐能量场发生等价交换。此种德不利于“积行累功，舍多得少，得于玄态”的原则，故亦称为“浅德”。
所谓“阴德”，是德心与德行相结合，靠肉身才能完成的德。这种德的特点是施恩不图报，行善不留名，别人不知不见，受益而不能谢，这是接近于道的一种德行，故谓之“阴德”或“深德”。此类德行是步入玄德的基础和阶梯，虽不能完全符合道性，但亦是一种接近于道的表现形式。
凡德之小者，手可以指，口可以言。人不能知，手不可指，口不得言的德行，为之远、为之深。故太上以德之深、远、隐，而言“玄德”之实，深赞“玄德”之妙。世人多以物质的华表为美，而玄德却是敛华就实。人与物都是以用智为能，而玄德却是去智若愚。人与物皆以徇利为快，而玄德却不生利欲之妄。
由此可知，德性与物性完全相反。虽然相反，却与道的运行大顺，只在此一顺一逆中。道本自然，玄德则合于自然之体；道本无为，玄德同于无为之用。民之心德，本来自然纯粹；治国之政，也应当自然清平。天下总是一心，一心皆成一德，天下非以深远淳厚之玄德治之，则不能达到天下大顺。文中言“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其妙理盖如此。常知此楷式者，则近道矣。
大修行之人，常于不睹不闻中，返其无思无虑之神。不摒（bing）除耳目之知，则不能深入于静定之中。若心中仍有一毫计较，一念谋为，则太朴难全，混沌之天难归。知智必损于己，若愚有益心身，不逞其智，乐守其愚，此即谓之玄德。
大凡可名者，皆非玄德。而不可名，不可言，深无其极，远莫能知者，乃可谓之玄德。世上动植飞潜诸物，虽也无知无识，但因其灵性层次太低，故不能穷本追源，终日昏馈而已。人为万物之灵，知道知德，勤而修之，即可达至三无合一，太极归真。这是人与物性相反的必由之路。但若被物性所牵，则与物一样，必然陷入生灭无常之道。
【本章说解】
此章经旨，在于引古喻今，直指玄德深远的模式，厚望于后辈循玄德而修。治国者果能行此大道之模式，则天下之民，未有不返朴还淳、归根复命者。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
大顺者，即顺大道自然之理，天下事非天理则不顺。大化者，化之以理，非大道之理不能化天下。得其理者，可与天地合德，可与日月合明，可与四时合序，可与鬼神合吉凶。圆满十方，周遍法界，故有此等之妙义。
修道之人，当以圣贤为楷式，当以天地为楷式，当以大道为根本。天地与圣贤同于一理，同于一道。知圣贤之心，便知天地之心，便知道之所以为道，须臾不可离，亘古不可易。用之于天下，天下无穷；用之于终身，终身不尽。
本章是圣祖运用慧观与智观、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观察研究自然和人类，以显隐同观、智慧一体来论述治身治国，从隐显两个方面，鉴别比较人类社会如何复归于自然大道。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仅局限于显态研究和智观范畴中，忽略了隐态慧观领域的存在。所以在治国、治身等方面，陷入单一阳侧的偏面，因而不能整体地认识宇宙万事万物客观存在的规律性。
在方法论上，道家特别重视“执两用中”，整体把握阴阳，显隐齐观，运用阴阳中的精华道性物质，运用太极阴阳鱼图中的“中”——太极弦和鱼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