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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成为刘国建的左膀右臂，
张局长这个人原本就非常有能力，否则他也不会当年那般野心勃勃到射杀平民都无所谓，因为他性格大变，丢掉了原来的野心，变得既有原则又非常圆滑，黑白灰通吃，还学着收买人心、安抚百姓，作为话事人平衡黑白灰各种势力的争执，后来慢慢的竟然成为了县城第二号有权势的人物。
到了近一年，身为位高权重、全县级别最高的吏员、抓捕罪犯无数、别的地方同样职位会仇人遍地的局长，此人竟然把手枪锁在办公桌抽屉里，任何事情任何出动绝对不带枪了，因为他已经手腕圆润到了：整个县城三教九流、精英屁民、信徒罪犯全拜在他的脚下，到哪里都是欢呼声一片，别人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绝对龙川本地人，但提起这个广西籍的局长，人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张局长绝对比本地人都本地人。
而这条隐藏的大鳄，完全就是刘国建当年一念之慈扶持起来的。
这些人和这些东西绝不是刘国建刚刚踏足的那个破败龙川的格局，那时候的格局是宗法（儒家）、愚民和温饱。
这么看来此刻县城的精英格局：教会、吏员、西学工厂主――意即思想（基督）、权力和金钱，竟然都是刘国建自己培植出来的，毕竟龙川变成了大宋十大模范小城市之一啊。
龙川太穷太小，改变格局这事，上一任县令没有做到，但因为民乱：宗法被海皇的刺刀铲平了，然而愚民和贫困还在。刘国建当时的任务主要是利用教会给予愚民以灵魂温饱，赶走愚昧、利用铁河和西学赶走贫困，给予愚民以**温饱。
但即便如此刘国建他改变的格局的时候也非常艰难，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暇不暖席、夜以继日、孳孳不倦、继晷焚膏、废寝忘餐、发愤忘食的为龙川工作。
张局长是广西人，三年里起码回过一次老家，但刘国建一次也没回去过，每年春节都在教会和当地百姓一起吃慈善粥。
在从一个福建偷渡客变成一位宋国功勋县令的奋斗过程中，他得到了莫大的满足，整个龙川在他的努力和西学冲击下日新月异，竟然摘取了十大模范小城市的桂冠，他完成了他前面几任宋国县令前辈都没完成的伟业。
但是成功带来的声誉，是双刃剑，随着他的就职大照片和无限通兑宋国反洋的钞票抵达家乡，村子轰动了，在供奉在祠堂的家谱上，他的姓名被描红，这是村子出了一个大官啊，而且不是在清国当官，是在路上都可以捡黄金的宋国当官了啊，他的老父亲一夜之间成为权势仅仅次于族长的人物，家门槛都被踩平了，不过无所谓，洋房正准备盖了。
然后就是一波又一波的乡亲跨越国界来找他就食。
这不是麻烦，这不是讨厌的穷亲戚，这是自己的面子，这是自己成功的勋章，一个重视乡情的异国奋斗的福建人怎么可能拒绝呢？
结果身边的老乡越来越多，而且来得也越来越快，刘国建绞尽脑汁替他们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安排职位，寻找工作。
但是压力越来越大，老爹来信经常说隔壁a村某某某在清国当县令，一次就给家里了五千大洋；隔壁b村某某某在宋国京城做生意发达了，给村里翻修了祠堂，带走了几十个同乡给他做工人；隔壁c村某某某在宋国当上了小刀军团的军官，当海盗和当清国水师军官的老乡立刻踩破了那家的门槛、礼物堆积如山；隔壁d村某某某在新金山（澳洲）挖到了金块，发了财，回家就起了八层楼高的碉楼…………..最后总要加一句：你是咱们村出得最大官，而且还是宋国的官，村里就靠你了。
看着这些老乡在不同的世界努力奋斗，让自己家族光宗耀祖并且服务乡梓，多么的荣耀，但刘国建看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县城，感到的是无比的压力。
比以前有钱多了，但是没法一次给家里五千大洋；比以前位高权重，但是安排不了那么多老乡，因为在宋国要通过考试才能做官吏，自己能捞到县令，都是很神奇的运气。
然而不能让家族蒙羞，刘国建眼看龙川发展起来了，就想尽办法安排乡亲，最好的地方以及自己能管的地方就是衙门，什么人都想尽办法往里塞，后来以致于动不动麻将轻轻松松开四桌了。
人多力量大，但是人多胃口一样大。
慢慢的，在身边围绕的老乡们说这个富了那个发了的有心无心的言论中，刘国建也慢慢的想在自己管事的这片区域发一笔，毕竟自己流血流汗种出了庄稼了，总要收获吧。
原来仅仅为了出人头地的信仰努力工作，现在既然龙川已经越来越好了，他忘了自己的理想，和原来那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个原来住一分钱一晚破客栈的偷渡客被遗忘了，刘国建开始后悔在努力的时候为什么不多捞一点。
刘国建想改变这秩序了，把它变成老乡嘴里时常提及了满清秩序：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员可以刮地三尺、官员可以一手遮天、官员可以一切通吃！只要有权！！
但是刘国建想伸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种的这片庄稼不仅有玉般的果实，还有刺！
清国官员可以多收粮多收税，但是宋国这边因为有教会，任人欺侮的农民往往把缴粮权交给教会，就像满清农民把这个权力交给有特权的杨乃武那种秀才一样，但宋国刁民比满清更利害，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通过教会从县城调来识文断字、法律报纸精通的人替他们缴粮食，官差不敢乱来，因为一言不合，就是上报纸或者告到衙门里来了，现在城里那个天主教神甫法国老头当年就是靠替教民打官司在龙川立住脚的；
商人更不好对付，长老会商会本来是刘国建的好朋友，为了自己的政绩和龙川发展培育起来的，但是他们发达之后，尖牙利齿从脚趾头武装到头顶：有自己的组织――教会；有自己的法律武器，甚至专门雇佣打官司的讼棍；而且有报纸撑腰；有大量的工人，他们不仅给工人洗脑，把他们变成基督徒，视自己为德高望重的信仰导师，让愚民言听计从，子子孙孙都恨不得为他们打工；而且不惜利用愚民，一群群靠他们吃饭的愚民工人把他们看成皇帝一样，甚至组织起来和黑/帮来次流血大械斗都在所不辞；他们懂西学，嘴上都是什么人人平等、宋国以商为贵的屁话，刘国建在他们忘恩负义拒绝给自己亲戚个职位、甚至在小报上影射自己把衙门变成赌场后也无可奈何；
在清国操纵官司很来钱，可以吃了被告吃原告，但是就这一项大收入也被朝廷分去了，大官司刘国建这种县令没法插手，而是交由两个月一来的巡回法庭法官决断，原告和被告都不在乎县令的，因为法官和刘国建这种县令根本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互相不管，送钱也是送给巡回法庭的法官；
在官吏分流后，张局长作为高级吏员（事务官）不再是刘国建（政务官）的上下级关系，两人成了不同的系统，虽然有命令的权力，但对治安局局长任、免、升、迁的权力都失去了，治安局变得非常**，同时也代表着更加强力。
虽然张局长在刘国建面前经常抱怨他们要三年一考，留职、升职、转职都要考，不仅考专业笔试，连体育也得考试，害的自己一大把年纪还要拉着秘书早晨跑步。但是刘国建还是看得出张局长眼里的喜色：朝廷这么搞，吏员就可以深深扎根本地，不再是随着政务官来去跟着走，不再是是铁打营盘流水兵了，拥有更大的**性，随之而来就是更高的重要性和更大的权力。
清国一群盘根错节的老吏也可以板上钉钉的操纵雏儿县令，而宋国把这个秩序化了，把潜规则变成明规则了，任何一个吏员怕是都想着终身呆在这个职位上。
那时候刘国建还没领会张局长这喜色的涵义，只是认为老张本来就想扎根龙川的人，也没认为老张会给他添乱，因为他熟悉老张的性格，知道老张是个吓破过胆的男人，不想再经历任何风雨，以后的工作也证明了刘国建的判断，虽然改制之后，在报纸和内部通报上，经常看到外地政务官和强力事务官打奏章官司，互相攻讦、造谣、抓小辫子，弄得彼此不共戴天，但是张局长从来没有给刘国建添过乱，刘国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结果在刘国建认为方秉生的重回龙川给他带来了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机会的时候，（刘国建认为这是他应得的收益，是龙川人太抠，抢夺了自己这个出力者的果实），他因为有了强力的民主党后台，选择与自己建立的新秩序为敌，刘国建终于明白张局长那喜色的意义何在了。
就在于他有了选择：是保护铁打的营盘还是捍卫流水的兵！
选择就是权力！
但是，很不幸的，一个可以终身任职的吏员天生就是铁打营盘的捍卫者！流水的兵即便功劳盖世、权势熏天与他何干呢？
以秩序守护者而得利的张局长在刘国建和他一手营建的当地秩序互为仇敌的时候，决然的投靠了刘国建的敌人，一刀子捅死了刘国建自己。
张局长坚定的维持这个新秩序，不止是他，县城所有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包括龙川堂黑/帮在内的所有人都坚定不移的维持这个秩序，而可笑的是这个秩序是在刘国建的牵头和努力下建立的。
他们竟然不惜枪杀作对之人和武装攻击衙门来完成“处决”秩序破坏者刘国建的目的。
任何秩序竟然都是有生命的，旧秩序为了保卫自己发动了刁民打跑铁路公司、占领县城；而三年后，新的秩序一样为了保卫自己，发动精英以造反一样的方式毁灭了危险的敌人、自己的奠基者之一――刘国建
“在旧秩序的废墟上，我一手建立了新秩序，但是这新秩序竟然不容许我改变分毫，我不过想拿取我应得的酬劳，你竟然立刻转头咬了我！你这条忘恩负义的毒蛇！”刘国建手指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里汩汩而出。
马车早已停在治安局门口，看着泣不成声的市长，一个治安官要去揪他下车，但另外一个制止了他，那人看着肩头耸动的刘国建，摇了摇头，说道：“让他哭完再说吧。毕竟，他曾经是我们尊敬的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