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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大林同志站在巨大的地图前，关注着最新标注的敌我动态，久久凝望出神，偶尔还能听到发出的一丝叹息声。
大战的日历终于翻过了1943年，德军与盟军在非洲与中东战场打得火热，但在苏联战场上却再度沉寂下来。如果是以往，他巴不得有这样的喘息之机，以便能让伤痕累累的红军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但现在充满他内心的只有焦虑和惶恐。
冬天照理是红军发动反攻的好日子，在1941-1942年的第一个冬天，红军凭借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顺利地将德军击退了250-350公里，取得了盟军第一次胜利，1942-1943的第二个冬天他本也想如法炮制，同时把进攻重点放在了顿河前线，但却在南方集团军群前面连连碰壁，虽然这两个月的损失也不小，但与战争初期特别是夏季德军进攻时的损失比较起来，红军实力并没受到伤筋动骨的损害，但反攻就是打不下去。
实际上，从9月份开始，德军就在为冬季防御做准备，不但调集、补充了大量冬季作战物资，还放弃了众多突出部地段，尝试拉平战线，甚至面对斯大林格勒这样诱人的目标都主动撤退，夏秋之交的德军局面看上去被动了一点，但整体实力并未受影响，反而大大增强了自身防御能力，将红军的追击和反攻打得粉碎。从11月份开始，通过连续的沃罗涅日进攻战、大河曲部之战和随后的顿河前线拉锯战将红军在夏秋之交囤积的兵力和物资消耗得一干二净。这一切都迫使斯大林只能一方面调集远东力量向西转移，另一方面将好不容易筹集起来的后备力量也用于弥补一线损失。
红军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虽然维持着超过敌人的优势兵力，但面对德军的坚固防御体系和灵活的机动防御就是打不过去。曾经轰轰烈烈的“天王星计划”最后无疾而终，以围剿霍特集群为目标的“土星计划”虽然仍在实施，效果也并不太好，前期几次试探性进攻均未取得成效，不但损失了相关装甲兵力，而且还造成了内部对虎式坦克的恐惧，这种动辄打出10:1以上交换比的重型坦克成了苏军坦克部队挥斥不去的噩梦，面对越来越多的德国重装甲营——曼施坦因现在有4个重装甲营，红军坦克旅已不能安全地独立行动了，必须抱成团按坦克军规模行动才能展开作战，但这样大大削弱了自身的机动与灵活，也是造成作战不利的根源所在。
面对日趋完善的顿河防御体系，华西列夫斯基已经有所动摇，甚至提出仿效夏秋之交的德军主动撤退、脱离接触，把防线安排在斯大林格勒一带，以主动示弱的方式引诱德军进攻，但不管他如何操办，德国人丝毫不为所动，更没有要进行追击的意图，仍然在顿河防线后面进行热火朝天的防御体系构建，同时抓紧时间从后方接收兵员、装备和补给进行增补与编制调整。倘若华西列夫斯基派出诱饵部队，则常常被一口吞掉——现在老奸巨猾的曼施坦因成了一条只吞饵不上钩的大鱼。
对德军而言，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在裁军扩师行动陆续完成之后，德军又着手进行武装力量分布调整与1943型陆军师的建设。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这是德国对在原苏联土地上建立的独立国家统称）开始建立并积蓄武装力量，德军一步步将后方补给渠道交给了他们，这些东方国家的国防军也不负众望，成功遏制了游击队势力，不但能够维持非常畅通的补给渠道，还让德军大大增强了前线兵力密度，甚至德国总参谋部还能组建东方集团军群为东线提供战略预备队。这不但意味着红军已不能指望通过西线战事的加强让德军疲于奔命，还会面对状态越来越好的德军各师。
面对这种尴尬不已的鸡肋状态，红军总参谋部有过争论，一种是继续在前线与德军对峙，哪怕付出更大的牺牲也要保持对德军的压力，一种是三个方面军脱离接触，退到伏尔加河后休养生息去。朱可夫是第一种意见的倡导者，所以他还在不遗余力地修改完善“土星计划”，华西列夫斯基是后一种意见的倡导者。本来斯大林面对骑虎难下的局面已逐步将内心的天平向华西列夫斯基倾斜，但德军在中东战场的胜利却迫使他改变了目前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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