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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郑，是在鲁僖公三年（前657）冬。第二年正月，齐桓公便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可怜那蔡，原本就是小国，当然不堪一击。打败了蔡国的联军乘胜前进，准备攻打楚国。
楚成王闻讯，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会很有名，是这么说的——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这话说得很客气，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强硬。所谓“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发情时，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所以楚国的照会，翻译过来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我住在老南边。贵我两国相距千里，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也跑不了那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来到敝国，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齐国这边，管仲却代桓公回答说，我们出兵，是得到了授权的。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影响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来征讨。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得到授权？请问谁授的？管仲说是召公奭（召读如绍，奭读如是）。授权给谁？管仲说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太公。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么时候？春秋。这个授权，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更何况，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没有。
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也站不住脚。没错，当时诸侯各国，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楚国的义务，是进贡一种茅草，以便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大约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这种事情也多了去，凭什么专拿楚国开刀？至于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来到汉水时，汉水的人很讨厌他，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这事早已过去三百多年，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
显然，什么“尔贡包茅不入”以及“昭王南征而不复”等等，都是借口。但在外交场合，不能把话说穿。于是楚使就说：过滤纸忘了送去，这是敝国寡德之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送？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请问问汉水之滨好了。
这就谈不拢。只能各自回去，准备打。
战争的准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齐国的联军继续前进，楚军的统帅也来到阵前，并前去拜见齐桓公。桓公为了表示礼让，下令联军从楚国的北塞陉（读如刑，其地不详），后退到召陵（其地亦不详），并建议先搞一次阅兵式。
于是两人同坐一辆战车检阅部队。
退兵和阅兵，都是姿态。桓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承认齐国是老大，事情都好商量。因此，他就先唱高调，说这次起兵不过为了两国永远友好。楚帅也放低身段，说那正是寡君的愿望。但，当桓公耀武扬威，声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时，楚帅就寸步不让了。
楚帅的回答不卑不亢：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么本帅也可以禀告君上，我们楚国可是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的。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只能各自算账。
齐国很清楚，楚国并不好惹。硬要开战，至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说不定还两败俱伤。楚国也很清楚，齐国要称霸，是挡不住的，自己也没资格争，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最后，两国签订盟约，各自收兵。
盟约的内容并未载入史册，已不可考。但楚人承认对周天子负有义务，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供）给”，尊王的目的就达到了。楚人同意暂时不再对郑国死缠烂打，放慢进犯中原的步伐，攘夷的目的也算达到。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过去，齐桓公当然见好就收。[18]
然而桓公的霸业之基，却由此奠定。
五年后，齐桓公在葵丘（其地当在今河南兰考县）与宋、鲁、卫、郑、许、曹六国结盟，周襄王派人祝贺，史称“葵丘之会”，是齐国称霸的标志。[19]
很清楚，没有前面的召陵之盟，就没有后来的葵丘之会，因此前者历来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也被看作称霸中原的经典案例。一百一十八年后，楚灵王征得晋国同意，召开诸侯大会意欲称霸，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为榜样。[20]
可惜，这榜样十分经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盟会，秦晋两国都没参加。这两个超级大国缺席，霸主的地位和盟约的价值，便要大打折扣。说白了，齐桓公不过半壁江山的霸主，他的成功也有太多的机缘巧合。事实上，当时王室衰微，晋国内乱，秦穆公敬而远之，楚成王又让了一步，齐桓公才如愿以偿。[21]
所以齐桓的争霸，其实是“不争之霸”。真正的争霸，是后来的晋楚两国。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其间，包括宋襄公的图霸业，秦穆公的霸西戎，都不过小插曲。
那就来看晋楚之争。
真霸主晋文
开创晋国霸业的，是文公。[22]
晋文公重耳是在齐桓公之后称霸的。如果说齐桓是“不战而霸”，那么，晋文便是“一战而霸”。这场战争，就是城濮之战。这在春秋时期，当然不是第一次战争，却是第一次大战。但开战和结局，则似乎在计划外。[23]
战争的起因在宋国。
宋，也是一度想称霸的。城濮之战十一年前，齐桓公去世，五个儿子为争夺君位打成一团，齐国和诸夏同时失去重心。宋襄公想吃天鹅肉，便自说自话地摆出霸主的谱来。结果却是在盟会中被楚军俘虏，后来又因泓之战受伤而死，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虚名。
图霸不成的宋，也只好归顺了楚国。
然而就在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的同时，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叛乱，雇佣狄军伐周。东周京城被狄军和叛军攻破，避难郑国的周襄王向秦晋两国求援。这时的晋文公虽然才刚刚即位一年多，却立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他辞谢了驻扎在黄河边的秦国军队，带兵顺流而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一举打败狄军，消灭叛军，把周襄王送回了王城。
如此尊王、攘夷、平叛，当然是只有霸主才能做到的事情，不能不让宋人刮目相看。于是宋国仅仅依附了楚王两三年，就变卦反水，成为晋国的同盟。气焰正旺的楚人，当然不能容忍这等叛徒。成王立即命令他的令尹和司马出兵，并在第二年亲自出马，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宋国告急。
接到求援信的晋文公拍案而起。事实上，宋国挨打，原本因为他们“叛楚即晋”，这是理；当年文公身为落难公子流亡国外，一路走来，卫文公无礼，曹共公无礼，郑文公也无礼，宋襄公却送给他车马二十乘（读如剩），这是情。所以宋国大难临头，晋文公重耳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24]
当年追随文公四处流浪的一班文武老臣也很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扬名立万，成就霸业，正在此一举。因为报恩和救难，是得人心的。至于策略，则是讨伐曹国和卫国。曹国刚刚依附楚国，卫国则方与楚人结为婚姻。这两个小弟挨打，做大哥的楚人一定会来救援，宋国也就解围。何况曹和卫都曾无礼，不打他们，打谁？
文公然其计。为此，他将父亲晋献公当年建立的上下二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春，晋文公侵曹伐卫。心惊胆战的卫成公请求结盟，晋国不同意；想去讨好楚人，本国不同意。卫国人的办法，是干脆驱逐了他们的这位国君，来取悦晋国。
曹共公就更惨。这个当年趁重耳洗浴之机偷窥其裸体的家伙，被攻入曹都的晋军活捉。就连鲁僖公也吓破了胆，竟然杀了派去保卫卫国的大夫，以此向晋国献媚。
楚军却并没有从宋国撤离。
宋国再次告急。
晋文公审时度势，设法让齐国和秦国加入了战争。楚成王也审时度势，决定退出战场。他对令尹子玉说，晋侯这个人，在外流浪十九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事没见过？老天爷给了他年寿，又给了他晋国。上天所赐，拿得掉吗？算了吧！离开宋国，也不要去追逐晋军。
可惜子玉是一个“刚而无礼”的家伙。他一再请战，定要与晋人决一雌雄，扬言以此堵住小人的嘴巴。愤怒的成王给了他少量军队，子玉便带着一百八十辆战车发动挑战。
晋军却撤退了。
撤退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晋文公重耳流亡时，不但受过宋襄公的恩典，也受过楚成王的款待。当时成王曾问：公子如果回国为君，准备拿什么来报答寡人？
重耳说，奴仆、姬妾、牺牲、玉帛，君上有的是；翡翠、牦牛、象牙、犀皮，贵国之所产。重耳能够报答的，大约也就是将来两军相遇时，退避三舍，以示礼让。如果退兵九十里后，君上仍然不肯宽恕重耳，也只好左手提着马鞭弯弓，右边挎着弓袋箭袋，与君上周旋。[25]
此刻，晋文公就是在履行诺言。
言而有信，就理直气壮；后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两军还没开战，晋人就已经占了上风。然而子玉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不顾众人反对，一路追到了城濮（卫地，在今河南范县），与晋、齐、秦、宋联军对阵。
四月二日，城濮之战爆发。时间是一天，结果是楚军一败涂地。楚成王闻讯，派人捎信给子玉说：大夫您如果回国，不知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
于是子玉自杀。
大获全胜的晋文公来到郑地践土（今河南原阳县与武涉县之间），与齐、宋、鲁、蔡、郑、卫、陈七国之君举行盟会，史称“践土之盟”。想当年，齐桓称霸的葵丘之会，周襄王只是派人赐以胙肉（胙读如做，祭祀祖宗的肉）。践土之盟，则不但襄王亲自到场，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这可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为证的。[26]
众星拱月，有证上岗，晋文堪称“真霸主”。
然而历史却仍在这里留下了伏笔，那就是秦国没有与盟。我们知道，城濮之战，秦国可是同盟军。为什么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同为战胜国的秦却不参加呢？难道秦穆公也是要争霸的？难道秦晋两国迟早要反目？[27]
正是。
准霸主秦穆
秦穆公也是春秋五霸的候选人。
为什么说是候选人？因为对于所谓“五霸”，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见于《荀子·王霸》；另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见于《风俗通·五伯》。
可惜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事实上，所谓“五霸”，原本就是凑数。凑成五霸，则因为前有所谓“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有三王，就得有五霸，以表示今不如昔。而且，正因为有了三王五霸，才又编造出三皇五帝来（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可惜，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三五成群，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宋襄公，身败名裂，怎么算得上一霸？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既在春秋晚期，又都偏于一隅，岂能与齐桓、晋文相比？
倒是秦穆公，可以一说。
秦穆公的身影，早已在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中频频出现。把公子夷吾送回晋国为君的，就是他和齐桓公。时间，则在葵丘之会的同一年。可见那时的霸主虽是齐桓，但秦穆也可以算作“副霸主”的。等到晋惠公夷吾驾崩，齐桓公也已去世，立公子重耳为晋君的，就只有秦穆公了。
因此，秦穆公是晋文公的恩人，而且是大恩人。也因此，晋文公终其一生，都不肯与秦穆公发生冲突。尽管鲁僖公二十九年秦晋联手伐郑时，秦穆公曾单方面撕毁协议，由助晋而改为助郑。这个故事，《青春志》也讲过。
但，文公之后，就两样。[28]
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趁着晋人国内有丧无暇旁顾，派出百里孟明视（百里是氏，孟明是字，视是名）、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东征，准备偷袭郑国，以便开始建立秦国的霸权。
不过这个局，却被郑国商人弦高给搅黄了。弦高贩货到周，路遇秦军，一眼看破他们的用心，便一面冒充郑国使节到秦营劳师，一面派人回国报信。郑穆公闻讯，又派人到宾馆对秦国的卧底说，诸位在敝国住得很久了，要不要到园子里打些麋鹿带回去？孟明视见郑国已有防备，只好改变计划，灭了滑国（姬姓，在今河南偃师县境内），班师回朝。
这件事引起了晋人的同仇敌忾。他们痛恨秦国“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晋和郑、滑都是姬姓），决定在秦军的归途进行伏击。继位的晋襄公披麻戴孝，把白色的丧服染成戎服的黑色，亲自率部痛击来犯之敌，直到全歼秦军，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才回国安葬文公。
据说，晋国的丧服从此变成黑色。
三员大将，则很可能会血溅军鼓。
救了他们一命的是文嬴。文嬴是秦国的公主、文公的夫人、襄公的嫡母、当朝老夫人。于是她便以这四重身份对晋襄公说：那三个家伙离间了秦晋两国关系，敝国寡德之君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君上何不满足一下寡君的愿望？
于是晋襄公放那三员大将回国。
事情完全如文嬴所料，秦穆公显示出霸主的气度。他身穿表示军败国辱的凶服来到国都之外，郊迎孟明视等人。秦穆公哭着说：委屈诸位了！这一次，都是寡人的罪过，诸位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呢？
于是孟明视任职如故。
没有证据表明，文嬴跟穆公通过信息，但就连晋国的大夫也料定结果会是这样。晋襄公后来也反悔，派兵去追。但追兵赶到黄河边时，那三员大将已在河中。孟明视在船上恭行大礼说：如果敝国寡德之君成全君上的仁爱，不以下臣军前衅鼓，那么，三年之后再来拜谢君上的大恩！
可惜两年后的秦晋彭衙之战，孟明视再次一败涂地。晋人甚至讽刺说：将军扬言三年之后要来拜谢寡君的不杀之恩，可真是说话算数呀！那就把贵军称为“拜赐之师”吧！
遭此奇耻大辱的秦穆公却没有气馁，孟明视也仍被重用。秦国君臣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扩军备战厉兵秣马，终于在一年后就报仇雪恨。
鲁文公三年（前624），秦师伐晋，穆公亲征。渡过黄河时，他下令烧毁所有的船只，以示必死的决心。晋国君臣也知道秦师哀兵必胜，便采取“不抵抗政策”，皆守城不出。于是秦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扫荡晋土，夺取晋地，祭奠了阵亡将士，这才回国。
一年后，秦穆公再接再厉，征服西戎。司马迁说，这时的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9]
那么，秦穆公可以名列五霸吗？
也行也不行。论能力和水平，他不在宋襄之下；论功德和影响，则应在阖闾和勾践之上。但他和宋襄公一样，都犯了严重错误。宋襄的错误，是杀活人做牺牲品；秦穆的错误，则是杀活人做殉葬品。鲁文公六年（前621），秦穆公驾崩，殉葬者竟多达一百七十七人，其中还包括三位秦国最优秀的人才。对此，当时的时事评论员甚至发表了长篇大论，认为秦穆公没能成为霸主是理所当然的。[30]
以人为本，毕竟是周文明的精髓。
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的秦穆公只能与霸主无缘。不过平心而论，却不妨这样为他盖棺定论：比“真霸主”差，比“非霸主”强，介乎二者之间，接近于霸主。
那就算他“准霸主”好了。
穆公，是孝公之前秦国最重要的君主。穆公之后，终春秋一世，秦在国际舞台上都没有太精彩的表演。这跟桓公之后的齐差不太多。要听他们唱大戏，恐怕还得稍等片刻。现在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另外两个超级大国。
这两个大国，就是晋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