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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却宣称忠于祖国，靠得住吗？同样，南蒯背叛家君，却宣称忠于国君，谁相信呢？
更何况，南蒯只是季孙大夫之臣，季孙大夫才是鲁国国君之臣。鲁国国君的事，是他南蒯该管的吗？如此僭越，难道也叫“效忠”？对不起，这叫“上访”！
南蒯不明白的，魏绛明白。
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因为功勋卓著，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魏绛表示不敢当。他说：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镇抚邦国，同享福禄，怀柔吸引远方之人。这才叫“乐”，也才可以叫“乐”。[4]
奇怪！乐，为什么能“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呢？
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是这样吗？
当然是。周人的乐，甚至古人的乐，并不只是音乐。准确地说，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叫“乐舞”。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乐”，就包括一组编钟，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
但，乐舞叫做乐，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对于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和韵律。对于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与和谐。秩序就是礼的节奏，和谐就是礼的韵律。因此，礼治社会就应该像乐曲，社会成员则应该像乐音。乐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不同。社会成员一样，也得有差异。有差异，才多样。多样统一，才和谐。
礼，就是界定差异的。
问题是：怎么界定？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区分华夏与蛮夷，是“内外有别”；区分血亲与姻亲，是“亲疏有差”；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规制和尺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头巾，叫帻（读如则）。贵族当中，士又只有冠，没有冕。冠冕堂皇的，只能是天子、诸侯、大夫。
显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贵贱，贵贱就是“音高”。其次是亲疏，亲疏是“音长”。再次是长幼，长幼是“音强”。至于内外，或许可以看作“音色”，华夏民族是“黄钟之鸣”，蛮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就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真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这个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最有气势的大合唱。
主题，则据说叫“和”。
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让人遵守秩序，乐让人体验和谐。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发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都要合乎礼仪，都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因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5]
难怪孔子上课时，会有学生鼓瑟。
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更是身体力行。他主持武城县工作时，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据说，孔子听了曾莞尔而笑云：杀鸡哪里用得着牛刀？言偃却回答：君子受了教育就爱人民，小人受了教育就听使唤，老师不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吗？孔子也马上表态：言偃是对的，我刚才不过开玩笑。[6]
这就是“礼乐教化”。
但，这跟“以德治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妨实地考察一番。
权利与义务
先看“乡饮酒礼”。
所谓“乡饮酒礼”，原本是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应邀参加的基本上都是老人，讨论的也是军国大事，比如“定兵谋”等等。所以，它很可能是部落时代军事民主的遗风，相当于古罗马的元老院，只是没有表决权。但到后来，就连咨询的意思也没有了，只是定期不定期地请社会贤达们来吃饭喝酒看表演，变成了“政协委员”的俱乐部。
这就多少有点奇怪。是啊，这样一种并无实际作用的礼仪，怎么会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年间？[7]
因为有意义。
意义就在“尊长，养老，敬贤”。按照规定，参加乡饮酒礼的各界人士，六十岁以上的坐，五十岁以下的立。享用的菜肴也不等，年纪越大越多。这就等于向全社会宣示，对长者要尊，对老者要养，对贤者要敬。
所以，酒会上要序齿（以年龄大小为序），还要奏乐，比如“我有嘉宾”的《诗·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那么，这首歌为什么要用鹿鸣来开篇呢？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印度，鹿都是有着美德的仁兽，鹿群的到来也都是吉祥和兴旺的象征，奏唱《鹿鸣》也就是要崇尚道德。
实际上周人之德，无非“尊尊”和“亲亲”。尊尊，就是尊敬该尊敬的；亲亲，就是亲爱该亲爱的。人与人如果互敬互爱，社会就和谐太平。因此，尽管后来的乡饮酒礼并没有实质性内容，也要坚持，因为这本身就是德。
显然，有礼必有德，有德必有礼。相反，失礼则缺德，非礼则无德。德是目的，礼是手段；德是内心修养，礼是行为规范。因此，也表现为权利和义务。
比如“冠礼”。
冠礼又叫“婚冠礼”，其实就是贵族子女的成年礼。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当然意味着成人。
有字以后，男孩子就可以叫做士（广义的士），也叫丈夫。古人认为，儿童身高六尺，叫“六尺之童”。成年男子身高一丈，叫“一丈之夫”。所以，丈夫就是成年男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此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发同时，因此叫“结发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待字，其实是等待婚姻。
但意义重大的是“加冠”。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
一加缁冠，有参政权；二加皮弁，有从军权；三加爵弁，有祭祀权。有权利就有义务，何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三次加冠后，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发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
显然，束发和加冠，都意味着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而且，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民族也成年了。
那么，我们可以青春焕发吗？
当然可以。
中国情人节
接受了笄礼和冠礼的姑娘和小伙子，有权利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时间是在仲春之月，日子是三月三，名字叫“上巳节”。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爱自由。
这是中国的情人节。
实际上这样的节日，世界各民族都有。古罗马的叫“沙特恩节”，时间在冬至，殷商的则在玄鸟（燕子）归来时（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周人不过继承了传统。
那真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桃花三月，春水碧绿，鲜花盛开。春心荡漾的少男少女们手拿兰草，从四面八方赶到河边，举行爱的狂欢。如果遇到意中人，女孩子还会主动搭讪，落落大方，毫无羞涩。
对此，《诗·郑风·溱洧（读如真委）》这样描述：
溱水和洧水，
春波浩荡弥漫。
少女和少男，
手中拿着泽兰。
女孩说：过去看看？
男孩说：刚刚看完。
女孩说：看了也可以再看嘛！
那边地方又大又好玩。
于是说说笑笑往前走。
还相互赠送了芍药花。[8]
这可真是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是的。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手拖着手儿来。
嘿嘿，还“赠之以芍药”。
奇怪！周，不是礼仪之邦，要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男女授受不亲”吗？也会有这等事？
当然有。
事实上从西周到汉唐，宗法礼教之外也尚有性爱的自由，以至于被卫道士们骂作“脏唐烂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这才真是罪莫大焉！
好在此刻还是周。后来孔子编辑整理《诗经》，也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我们这才得以一睹当年风采。
谢谢孔夫子！您老人家人性。
事实上，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和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这个道理，周公和孔子心里都明白。
他们不傻，也不变态。
因此，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他们至少清楚，心理维稳才是最好的维稳。这就要“伦理治国”，包括德治和礼治；也要“礼乐教化”，包括礼教和乐教。礼和乐，是落实以德治国的“两个基本点”。
不过既然是心理维稳，那就要深入人心。因此既得扎篱笆，又要开口子，兼顾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正如封建制或邦国制要“兼顾君权与民权”。这就像犹太人的割礼，只会割掉少许包皮，不会连根切断。没错，切得跟宦官似的倒是彻底安生了，但那样的稳定有意义吗？
治国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性。
现在，华夏民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也拥有了情人节，可以盘点一下是非得失，弄清楚文化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