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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遇到了难题。
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这在氏族社会是不成问题的。血缘，最天然、最真实、最温情也最和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不就是中国人一贯追求也曾经行之有效的主张吗？然而此刻的希腊人，却成了宙斯式的“弑君英雄”，俄狄浦斯式的“杀父罪人”，早已“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们，又靠什么来组成社会，结为群体，不至于因各行其是而天下大乱？
契约。
用契约管理社会，在希腊人那里丝毫都不奇怪。作为商业民族，他们早就意识到处理事务和关系，物比人好。这个“物”就是货币和契约。货币干净利索，契约人我两便。只要大家都信守合同，照价付款，就相安无事。而且，由于它对签约各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
第一种平等产生了——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种好东西，当然可以放之四海。比方说，用来制定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比如逻辑，是人与自然的约法，也是人与人的约法。其中，不证自明的叫“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导出来的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某个结论是不是真理，不归张三说了算，也不归李四说了算，要看是否符合逻辑关系和事先约定，谁都没有特权可以蛮不讲理。
科学诞生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既然可以用于自然，就更可以用于社会。社会的契约就是法律。只不过，它不像商业合同那样一对一地签，而是全体公民一起来。由于它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所以叫“社会契约”；由于它是全体公民签订的，所以叫“全民公约”。
所谓“全民公约”，其实就是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互为甲方和乙方，就像民主是“自己统治自己”。这样一种签约，当然更必须遵守，立法者和执法者也不能例外。作法自毙，不是立法者的悲哀，反倒是他的光荣和成功。
法治诞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这里面有问题。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是没问题的。因为甲方和乙方人格平等，权利对等。谈不拢，可以不签；有情况，可以修改；执行不了，可以认赔毁约。总之，契约是可以商量的，而且只要甲乙双方商量就行。商量不通，还有仲裁机构。
法律也可以这样吗？
难。全体公民一起来立约，不可能条条款款都意见相同。如果左也谈不拢右也谈不拢又怎么办？就不要法律了？
当然不行。
也只能先做两个约定。
第一，法律的制定，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比方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不能盗窃，不能强奸，不能私入民宅。这些大家都同意，那就写进法律，成为共识，也成为约定。
这就是“法治原则”。
第二，如果连最大公约数也找不到，那么对不起，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以多数人的约定为约定。
这就是“民主原则”。
显然，法治跟民主一定是孪生的。法律能管的，也一定只能是底线。更高的要求，比如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相濡以沫、助人为乐等等，法律就管不着了，只能靠道德。
这就导致了西方人的又一次签约，只不过这回是跟上帝签的。合同的内容是——人类承诺，做好人不做坏人，做好事不做坏事。上帝承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宗教诞生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这次签约希腊人并不在场，也不可能在场。因为他们的那一页，已被历史翻了过去。完成新使命的，将是罗马人（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再见了，希腊！
奇怪！独立自由的希腊，科学民主的希腊，阳光灿烂青春年少魅力四射的希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衰落与复兴
希腊衰落，是因为他们丢掉了自己的精神。
什么是希腊精神？独立与自由，科学与民主。但，正如希腊的民主不彻底，他们的独立、自由、平等也不完全。奴隶是不自由的，妇女是不独立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平等的。民主时代的雅典甚至有这样的法律：与他人之妻通奸者将付出生命代价，强奸则只需要罚款了事。因为强奸只不过损害了妇女的权益，通奸则不但挑衅了男人的尊严，还可能导致其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比方说，蒙在鼓里的丈夫稀里糊涂把一个“野种”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请问，这又是什么混账逻辑？
坚持混账逻辑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希波战争之后，胜利了的雅典变得贪婪、自私、狂妄、不可一世和没有节制。也许，在雅典人看来，他们有资格这样。是的，波斯帝国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许多岛屿纷纷参加了雅典为首的希腊同盟；而他们自己的城邦，则在伯里克利任首席将军的十五年间，风光无限达到鼎盛，号称“希腊人的学堂”。
于是雅典人认为，他们可以称霸。
称霸的结果是争霸，是同盟国的反抗，斯巴达的不满，以及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后，是马其顿的乘虚而入，诸城邦的名存实亡。再后，是整个希腊变成群雄逐鹿的战场，最后并入罗马国家的版图。
显然，希腊的衰落和灭亡，是从雅典谋求海上霸权之时开始的。在这天，他们恃强凌弱，自己背叛了自己。
希腊精神被希腊人弄没了，留下的只有精神遗产。
但，这又是多么宝贵的遗产啊！在古罗马的立法和司法，在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和国会，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尼德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在法国的《人权宣言》，我们都能看到它的闪光。
还必须说说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自治。
所谓“城市自治”，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凑份子”，出钱向国王买一张“特许状”。有了这张特许状，市民就可以联合成社团，有权用社团的印章签订协议，并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和市外属地，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
这样一种自治是完全彻底的，他们甚至可以不必理睬帝王的训令和国家的法律。最过分的时候，某些地区的自治城市还会组成联盟，发动反对皇帝或国王的战争。
说白了，城市自治，就是市民的“联合赎身”。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情，然而意义极其重大。它不但意味着市民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市民阶级），而且意味着他们有了政治的诉求和执政的能力。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城市自治则是资本主义的前兆。当这样一种自由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
但，城市能够自治，又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古希腊，独立自主的城邦原本就是自治的，甚至可以有不同的政体。这个传统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延续了下来。二是从古罗马一直到后来，无论西方世界的国家体制和国家形式如何变化，契约和法治的精神都贯穿始终。就连欧洲各封建君主跟封臣的关系，也由契约来规定。有这两个前提，一种新型的国家和全新的建国方式，就迟早会诞生出来。
她的名字，就叫美利坚合众国。
费城对接雅典
美国，是希腊城邦的“转世灵童”。
同希腊人一样，美利坚人的建国史也跟航海、殖民和经商密不可分，她的前身则是13个英属殖民地。其中第一类是英国国王封的，叫“领主殖民地”，比如马里兰。第二类是国王颁发特许状，由商业公司建的，叫“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第三类是自由移民根据自己的契约建起来的，叫“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
但无论哪种，都是自治的殖民地。英国国王虽号称享有主权，却其实是“主权王有，治权民有”。13个殖民地之间，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统一体制。有靠盟誓或契约来管理的，有把所有程序都交给宪兵司令的，还有种什么庄稼都由官方说了算的。它们之间，不但风马牛不相及，有的还老死不相往来。
唯一的相同是核心价值观——独立、自由、平等。
就说马萨诸塞。
1620年，荷兰的部分英国分离派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经过66天的海上漂泊，到达计划外的马萨诸塞（原计划是弗吉尼亚）。上岸时他们一共102人，但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58条生命。第二年春天，当五月花号再次来到这里时，船长却惊诧地发现，那些正在垂死挣扎的人，居然没有一个肯跟他回到“文明的”英国。原因很简单：在这里能独立，在这里有自由。
这可真是“不自由，毋宁死”。
难怪这些苦难而勇敢的人们，会被美国人视为自己的精神先驱，尽管他们不是最早的北美移民。事实上，马萨诸塞一直是独立运动的策源地，自由精神的践行者。正是他们，制定出第一份体现了“主权在民”思想的文件——《五月花公约》；也正是他们，倡议召开了“反印花税法大会”，向英国政府的横征暴敛说“不”。他们把成吨的英国茶叶扔入海中，因为自由比便宜茶叶更重要。英国人封闭了他们的波士顿港之后，没有一个失业的工人应聘去修英国兵营，没有一个贫穷的农民卖粮食给英国军队，因为他们宁肯一无所有，也绝不出让自由。后来的独立战争首先在马萨诸塞打响，并不奇怪。
这种精神是马萨诸塞人的，也是所有美利坚人的。所以，他们会打破惯例坐到一起，两次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大陆会议。他们当然也会在战争胜利后就一哄而散，拖了好几年才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因为联合是为了独立，作战是为了自由，怎么可能在赶走英国国王以后，又造出一个“美国国王”？
因此，尽管他们后来还是制定了联邦宪法，建立了联邦政府，但他们的建国日却是通过《独立宣言》的1776年7月4日。显然，在美国人看来，国家精神远比国家形式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精神，其次是宪法，然后才轮到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
这就是“美国精神”，同时也是“希腊精神”。独立、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法治，一以贯之，薪尽火传。
路漫漫其修远兮，从雅典到费城。
让我们重温一遍那不朽的宣言吧——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自己中间建立起政府……
为什么要有国家？现在可以搞明白了吧！
文明的秘密，也应该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