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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的。

    小曼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把我们给她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摞在一块儿,你们不能匀点给我吗?旱就旱死,涝就涝死……小曼签名签得手都要残了,汗顺着前胸后背太阳穴淋漓,是不是又在发馊?肯定是馊了。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哪能是她小曼?只能是另一个人,看去那么凉爽清冽。而小曼动不动就被汗泡了,被汗沤馊了,馊得发臭。她开始摆脱人们,向人群外面突围,签字的奖品钢笔也不要了。几条胳膊拉住她,还有我,还有我,您还没给我签呢!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她身上了,别忘了,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

    这天晚上,她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门岗叫住她,递给她一封电报。被她永别了的母亲,居然要来看她。夜里,小曼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想着一个问题,是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由疏变亲由老变小,变回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她的亲妈?还是把她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亲妈子宫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她分明有了新名分,只是个不适合她、让她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因为她没有亲妈为她回炉。早晨,她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惊醒,感到过分饱胀,满肚子都是《再见吧妈妈》的歌词,无法消化,也无法呕吐。她还觉得胸闷窒息,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她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她不能变成任何人,她还要做她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她自己,除了母亲的子宫给她回炉。

    我后来遇到刘峰,听说小曼突发精神分裂,就去了她住院的军区总医院精神科打听。那时她已经被转入更加专业的精神疾病医院——重庆歌乐山医院。我听说的是这样的情景:那天早上,“战地天使”何小曼打开窗户对楼下跑操的人们叫喊:“停!让他停!别唱了!”

    所有跑操的人、扫院子的人都停下来,看着她。她的头发蓬得像一个超大的黑色蒲公英。

    “停!别唱了!”她对着天地中的歌声嘶喊。

    服务员打开她的房门,讲稿被撕碎了,成了雪片,把她脚下的地板下白了。她对服务员说:“我不是战斗英雄,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了。”

    她一直咕哝这几句话,上午的报告会只能取消。下午招待所来了个中年女子,说是从上海来,来看她的女儿何小曼。女人左手拎一个旅行箱,右手拎一个网兜,网兜的内容人们是看得见的:一个金属的大饼干筒,一个大糖盒,都金光灿烂,在成都人看来,光是空盒子空筒就价值连城。网袋里还装着一大串香蕉,成都人早忘了香蕉长什么样了。女人个子不高,不过被手里辎重坠得更矮。服务员跟女人说,她女儿今天到现在还把自己锁在屋里,插着门,谁也进不去。

    女人跟着服务员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服务员试着轻轻敲门,没人应声。此房间朝南,大好的光线把一双鞋的两个半高跟影子投射在门缝下,屋里的人显然背贴着门站着,而怎么敲门、叫门,那双脚就是一动不动。

    中年女人推开服务员,对着门缝轻声呼唤:“小曼,开门啊,妈妈来看你了。”

    门里有了点声音,皮鞋底和地板在摩擦。门内的人在转身,从背靠着门转成面对着门。

    “曼曼!开门呀!”

    换了的称呼使门里的人拔掉了门栓。

    “曼曼!”

    门开了,何小曼容光焕发,新军装新帽子,胸前别满军功章纪念章,肩膀上斜挎着一根红色绸带,绸带中央是个大绣球,简直就是个年轻的女元帅。她眼里也是英雄照片里那种直面未来永垂不朽的目光。中年女人往后退缩一步,用服务员的半个身体做她的掩体,先看看这个年轻女元帅怎么了?明明活着,怎么就进入了这种永垂不朽的状态?

    此刻她听见小曼诚恳地低语:“我离英雄差太远。我不是你们找的人……”

    她就这样从母亲和服务员面前走出门,沿着走廊往前走,只有这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

    她就那样下了楼,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走进了大太阳底下。中年女人恍过神来,这真是她的女儿何小曼。她跟着奔跑下楼,网兜里的饼干筒糖盒子也一路敲锣打鼓。

    何小曼在招待所院子里被警卫战士拉住,因为一辆首长的轿车从楼后过来,差点把她撞倒。首长的轿车不撞她就要撞围墙。何小曼的母亲这时发出一声哀号,两手捂住眼睛。她以为女儿没有牺牲在前线,而牺牲在首长车轮下了。首长却落下车窗玻璃,大声呵斥:“疯了啊?往哪儿撞?!”

    当看见小曼浑身徽章、光荣花、彩带,是个女英雄,首长不吭气了。首长从轿车里下来,看出什么端倪来,问小曼:“小妮子,你怎么了?”

    小曼脸上是一个天使的微笑。

    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的一年,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无忧无虑的,亲和善意的,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每天一把一把地吞食药片毫无意见。也似乎精神科就是她的天堂。住进医院的第五天,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对于他,何小曼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就像对她的母亲,她既不表示亲熟,也不显得陌生。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但他见到何小曼之后,把裤袋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电报告诉小曼,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阵亡了。

    小曼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以后。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因为烈士遗物、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需要烈士遗孀签字。没有小曼的签字,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主治大夫是小曼最信赖的人,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前的噩耗告诉小曼时,小曼接受得很平静。大夫怀疑她是否听懂了,但第二天他确信她懂了,因为在她的病床边,放着一张二寸照片,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净的蒲公英花。二寸的结婚照上,小曼和丈夫似乎还生疏,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曾经受过小曼护理的排长,黑瘦的脸,眼睛很亮,但眼神呆板。小曼曾经过失望的沧海,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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